吳宓和胡適都以文學為職志，不同之處在于，吳宓是徹底的保守主義，是反對新文學革命的“國粹派”，胡適卻是漸進的自由主義，是新文學革命的主帥。因此，二人在幾十年間便處于思想的對立之中。

胡適比吳宓大三歲，兩人都是從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畢業(yè)前往美國。胡適進康奈爾大學，先學農業(yè)，后改學哲學。吳宓則是學比較文學。二人在政治理念上都接受的是英國的保守主義，反對以法蘭西革命為榜樣的激進社會革命。

二人都以文學為職志，不同之處在于，吳宓是徹底的保守主義，是反對新文學革命的“國粹派”，胡適卻是漸進的自由主義，是新文學革命的主帥。因此，二人在幾十年間便處于思想的對立之中。

吳宓抱定宗旨要和新文學派做對頭

胡適性情平和，處世雍容，即使是論戰(zhàn)的對手，也都能以禮相待。吳宓則往往為性情所驅使，喜怒形于顏色。一旦對人產生陳見，便很難消釋。吳宓還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胡適已經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fā)表了很多鼓吹文學革命的文章，成為新文學的代表人物。吳宓因為受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影響，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不當破壞，在心底認定胡適是破壞中國文化的罪人，而且對受胡適影響的林語堂等人亦懷陳見。以后，連他的得意門生錢鐘書因為和“新月派”有些聯系，也一度被他防范。在這中間，只有一個梁實秋是例外。在吳宓言論和日記中，只見罵林語堂而不見罵梁實秋。

胡適在學術界很有人緣，即使是在“國粹派”一度集中的清華，他也有發(fā)言權。王國維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實際上是胡適推薦。胡適鼓吹白話文，反對舊詩，這是吳宓最為反對的，但是，胡適同時還提倡“整理國故”，在這方面他的成績也是明顯的(胡適自己承認他的“整理國故”是為了“捉妖”“打鬼”)。吳宓辦《學衡》，經濟上幾乎全靠自己掏腰包，在發(fā)行量很少的情況下，倒是胡適自費買了一整套。當然他還是為了“捉妖”“打鬼”，卻用的是對手也無可非議的文明手段。胡適當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時，溫源寧一度是外文系主任，吳宓想在北京大學兼課，就沒有碰到什么麻煩?？梢?，胡適待人，確實有君子之量。1929年1月27日晚，溫源寧在東安門外大街東興樓請客，在座者有胡適、周作人、張鳳舉、吳宓等等，以北京大學教授為多。在這次宴聚時，胡適請吳宓參加他正在籌劃的英國文學名著的刊譯工作，態(tài)度友好。

吳宓對胡適的成見卻一直沒有消除。本來，吳宓和梁啟超關系一直很好，陳寅恪一度希望梁啟超出掌清華，吳宓受陳寅恪之托往天津見梁，梁提出他若掌校，必請胡適來研究院。說者可能無心，聽者大為有意，吳宓便不愿意再為之奔走。原來吳宓是抱定宗旨要和胡適為首的“新文學派”做對頭。不論胡適怎樣示好，他都不為所動。說他小心眼可以，說他固執(zhí)也行?！蔼毘制?，一意孤行”，用在他身上，倒也恰切。且看吳宓還會怎樣對待胡適。

“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攜，或所謂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棄我而歸于敵方”

1937年4月24日，清華大學要在召開成立十周年紀念會的同時邀請胡適來校演講“考證學之來源”。胡適在文化行為上確實是一個善于進攻的斗士，他到“國粹派”的大本營來不講“洋學”，專講“國學”，可見其在學術上頗有如入無人之境的自信。校方還要求吳宓陪座。吳宓不愿意為胡適捧場，便一個人跑到中央公園看了半天報紙。其實，胡適未必知道吳宓對他是這樣一種心情。當時學界內外，“我的朋友胡適之”是尋常言語，獨吳雨僧不僅不肯與胡適之為友，亦憎惡自己友朋成為“胡適之的朋友”。賀麟、曹葆華、李健吾本來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但是這些人要在文化學術界立足，也不能不和胡適發(fā)生關系。吳宓就有些想不開。他在1937年5月19日寫道：“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攜，或所謂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棄我而歸于敵方，尤其稍得胡適之沾溉者，則離絕我唯恐不速不堅(《吳宓日記》第6冊)。

如果說吳宓先生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沾染了中國的封建思想，視學生為部屬，可能并不過分。他在辦《大公報》文學副刊時，就曾經為一篇稿子的爭執(zhí)和助手浦江清動起手來，這要放在胡適，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幾年前，我訪問張政瑯先生，他回憶當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因為考證出《封神榜》的作者是陸西星，胡適專門寫信給這位學生稱“感謝你的指示”。他對曾經有過學術交往的晚輩周汝昌、王方宇等人也有這樣的表示。這樣的風度吳宓就沒有。我們今天客觀評價吳宓先生維護傳統文化的功勞和他特立獨行性格的意義，也不必重犯“為尊者諱”的錯誤。只是，這樣一個真實的吳宓，確實是連他的錯誤也包含著可愛。

在吳宓和胡適的心理對抗中，吳宓一直處于下風。弱者的心情不會好;偶爾得到一點鼓勵，吳宓也會喜出望外。1940年4月27日，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吳宓從圖書館看見日偽統治下的北京《新民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駁斥胡適的新文學，夸贊吳宓和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這位作者叫王蔭南，還在吳宓主編《大公報》“文副”的時候，他就發(fā)表過堅持抗戰(zhàn)的文藝作品。王蔭南在北京辦報紙，宣傳中國文化，宣傳抗日，終于在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殺害，是一位愛國志士。對于幾十年多蒙“反動”之名的吳宓來說，王蔭南烈士是他一個難得的安慰。

吳宓“夢在北平文會中，與胡適等辯論”

吳宓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對胡適還是耿耿于懷，因為胡適也在為抗日戰(zhàn)爭奔波，不能罵他賣國，但是，以吳宓之見，還是認為新文學運動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是災難。

以吳宓先生而論，他對胡適的理解就不如胡適對他的理解。他對胡適的意見、偏見甚至仇恨不僅表現在文章中，落實在行動上，甚至還氤氳在夢境里。1946年，胡適已經當了北京大學校長，吳宓沒有隨西南聯大的大隊人馬“北返”，而是永遠離開了曾經情牽夢繞的水木清華，到了武漢大學;主要的原因還是要離開“新文學派”即“胡適派”的勢力范圍。這年10月22日，吳宓“夢在北平文會中，與胡適等辯論”。他的夢胡適不可能知道，而且，胡適從當北京大學校長，以后又被抬出來競選“總統”，在中國社會的影響超出了文化學術界。吳宓則依然是一個教授，而且，這時候比起當年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大公報》“文副”，已經是每況愈下。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吳宓和胡適又見了一面。這是1948年的10月4日，胡適和李濟到武漢大學來。這時候的吳宓，似乎沒有想回避。在1948年秋天的環(huán)境下，“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他們沒有再為新舊文學爭論的情緒了。這一天，他們喝酒甚多。胡適和李濟對吳宓，完全是老朋友的熱絡。胡適還和吳宓敘起年庚，又談《紅樓夢》，這是吳宓喜歡的話題，倘若以前拿這話題作媒介，想吳宓定不至于和胡適在夢中也見不得的。胡適這天還在大禮堂演講，談的是西方和蘇聯兩種世界兩種文化。作為胡適，這時候講的是文化，又是政治，他已經“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而吳宓，平生第一次心平氣和甚至帶著欣賞聽完了胡適的演講。他們以后再沒有見面。

綜觀胡適和吳宓，在全社會的范圍來說，吳宓受的誤解和歪曲多;在胡適和吳宓個人的關系來說，是胡適受的誤解多。當然，以二人地位之懸殊，吳宓還不可能給胡適什么委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