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1966年辭世前，周作人給未曾謀面的香港朋友鮑耀明寫了402封信，它們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觀點、情趣以及社會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鮑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對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關重要。

魯迅崇拜之爭

1962年5月8日，鮑耀明給周作人寄上了林語堂3月3日在香港發表的《追悼胡適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錄，有云：

“文章的風格和人品的風格是脫不了的。關于文章，適之先生是七分學者，三分文人，魯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學者。在人格上，適之是淡泊名利的一個人，有孔子最可愛的‘溫溫無所試’，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風格。適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魯迅卻非做得給青年崇拜不可”等語，似乎說得過火些，先生以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復信中，做了這樣的回答：

承示林語堂文，想系見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殺的人，所云學者成分多，亦是實話，至說魯迅文人成分多，又說非給青年崇拜不可，雖似不敬卻也是實在的。蓋說話捧人未免過火，若冷眼看人家缺點，往往談言微中。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的臺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那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于獻丑，實在是大不容易事。

拋開胡適不談，周作人評魯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魯迅雜文的一貫風格——尖銳潑辣。當時敢于如此談論魯迅者，實在不多見。雖系私信，亦屬難得。即使在今天，它們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這里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關于魯迅本人的問題，即“文人成分多……非給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魯迅崇拜問題，即“現在人人捧魯迅”;三是上海魯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還是“諷刺”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也幾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對魯迅的全部怨恨。

說魯迅“文人成分多”一點不錯，因為魯迅雖然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型作家，也寫有《中國小說史略》那樣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但他畢竟是一位作家和詩人，即所謂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給青年崇拜”嗎？顯然不是，沒有這樣的邏輯。周作人也是文人，我們似乎并未覺得他“非給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語堂的話，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的心聲。20世紀30年代，他一再攻擊魯迅熱衷于“接受崇拜”，熱衷于當左翼文壇首領，并諷刺他“挑著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這里的攻擊，可以說正是重復了當年的那些老話。回頭再看他對魯迅塑像的批評，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當周作人寫信時，魯迅塑像在全國僅上海一家，“別無分店”。這是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所樹，怎能說是對魯迅的“個人崇拜”？又怎能說是對魯迅的“諷刺”？周作人對魯迅塑像這么反感，對人民崇敬、熱愛魯迅這么反感，就是因為他沒有認識到魯迅對中華民族(包括中國文學)的真價值。

“青年必讀書”之爭

在談到“青年必讀書”問題時，周作人對鮑耀明說：

“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這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

周作人在“必讀書”問題上這樣回答年輕朋友，簡直可以說是誤人子弟。甚至可以說是在有意歪曲事實真相。眾所周知，魯迅對“青年必讀書”的答卷是“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但在“附注”一欄，他卻寫道：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了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言之鑿鑿，態度十分鮮明。魯迅所以要“拗一調”，不像其他人那樣開列一大串書目，正是因為他不希望當時的青年們沉溺在書目中，鉆進研究室，做成書呆子，而忘記了國家的積弱、民族的災難、人民的痛苦。魯迅的這種態度是一貫的，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書齋，去革新、革命，沖決舊的網羅，創建新的中國，也就是“附注”所說的“行”大于“言”。魯迅的這一態度光明磊落，無可指責。而且可以說，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說服力和警醒力。這才是魯迅風格，這才是魯迅精神——他始終認為救國比念書更當緊、更重要。何況，他要大家多讀那些關心現實的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那些消弭斗志、讓人遠離現實的中國書呢！至于他開給友人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的那份書單，是因為許世瑛在大學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會青年或一般的中學生不太一樣，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讀書”答卷又談到了關于“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論爭。他說：

那時反對的方面記得有李大釗，而他(指魯迅)并不參加。后來說他曾反對胡適等有功，與李大釗并重，這也是追加的神話罷了。陸放翁說：“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實上，魯迅確乎未像李大釗那樣，寫文章批評過胡適“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的主張。后來有些新文學史說他在此論爭中功績“與李大釗并重”，這顯然不對。周作人稱之為“追加的神話”是對的。因為這種“追加的神話”不實事求是，甚至歪曲歷史。其實，這對魯迅也是幫倒忙，即使魯迅未寫文章批評胡適的這一主張，他就不偉大了嗎？何況歷史也清楚地表明：魯迅一直不贊成胡適的這一主張，也一直支持李大釗的批評意見。不承認或有意忽略這一點，也是不應該的。周作人反對“追加的神話”雖好，但有意隱瞞歷史的真相就不對了。很遺憾，周作人雖然提供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幾本有價值、難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具體問題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顆平常心，他對魯迅的積怨便要力透紙背了——當然，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為周作人之處。

許廣平及其《魯迅回憶錄》之爭

在與鮑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錯得不能再錯的是他對魯迅遺孀許廣平女士的攻擊。周作人一直反對魯迅與許廣平結合，而且一再說魯迅拋棄前妻朱安，喜新厭舊，討許廣平作“妾”。在予鮑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彈許廣平乃魯迅“妾”的老調。談到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時，他寫道：

她系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信，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對于某女士(許廣平)常有不敬之辭……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鮑耀明信)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

這就借贊許不明真相的鮑耀明之機，重復了對魯迅、許廣平婚姻生活的無端攻擊。

許廣平的《回憶錄》中，有很多真實、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也大致寫出了魯迅晚年的思想、事業及音容笑貌，這是必須肯定的。《回憶錄》中有關“二周失和”的章節，較忠實地追憶了魯迅對此事的一貫態度和觀點，也較忠實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許廣平的敘述語氣較尖銳、氣憤，也是和“潑婦罵街”(鮑耀明語)不可同日而語的。

應該指出的是，鮑耀明對《回憶錄》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個人的意見，也參考了港臺某些學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轉述了一篇發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許廣平與〈魯迅回憶錄〉》。文章對許廣平及其《回憶錄》正是徹底否定的。對于一個學術問題，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爭論下去的，但態度卻必須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則很難得出科學結論。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中還收錄了一些周作人日記，甚有參考價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記：

下午偶閱許氏所作回想錄第四章，記魯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語云，請以后不要進后邊院子里來，關于此事，雅不欲談，乃許氏自愿一再發表，由此一語，略可推測全事矣，妾婦淺見，亦可哀也。昔記回想，但以不辯解為辭，今知亦可不必耳。

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對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態，顯然，他仍然堅持許壽裳、章川島等人早已駁斥的“魯迅窺羽太信子之浴說”。其實，即使他當年聽信妻子的讒言，四十多年后怎么還會這樣將錯就錯呢？尤為讓人吃驚的是，他再次罵許女士為“妾婦”，簡直是咬牙切齒，真不知他一貫倡導的“嘉孺子而哀婦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