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劉河志》中，編者顧士璉提到一故事，說順治十三年冬，太倉知州白登明召開過一次群眾大會，核心議題是該不該治理婁江水患。

婁江舊名瀏河，其北邊支流叫朱涇，即范仲淹興修的新塘，至清初早已淤塞，白登明到任，組織百姓重鑿了五十里。巡按御史李森先知道后，非常高興，說白大人如此能干，何不再接再厲，將瀏河整治整治？于是下了硬性指標——開挖六十里。領導要政績，而瀏河確實需要浚淤，白登明也就接下了這個任務。

然現(xiàn)實情況不容樂觀，一是瀏河涉及太倉、嘉定、昆山三地，協(xié)調工作不好做，二是歲荒嚴重，百姓沒飯吃，紛紛叫苦，怎能負擔勞役？白登明一邊與嘉定、昆山的長官商量，由太倉負責工程的三分之二，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一邊召開群眾大會，分說利弊，開導民眾，廣泛征求意見，并寫詩一首：“苦勞民力導涇溝，雖日時艱利萬秋，若個今朝含怨報，他日方曉白知州。”

他堅信百姓是通情達理的，只要與他們商量，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群策群力之下，終于有了方案：由同善會募集一部分糧食，州庫出一部分糧食，保證民工口糧，并賑濟孤貧，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與百姓商量的效果很快顯現(xiàn)，感情上貼近，物質上幫扶，百姓安能不擁戴？順治十四年春，工程啟動，白登明天天住在工地吃在工地，與群眾同甘苦，唇齒相依，用時一個月即告竣工。此后，太湖西水得以暢通入海，東南七邵百姓得利頗多。

白登明，奉天蓋平人，屬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拔貢國子監(jiān)，因成績優(yōu)異而得官，其治理地方之策，或謂領導藝術，正可以用“有事與百姓商量”以蔽之，不搞“家長制”、杜絕“一言堂”，體現(xiàn)出一貫的務實作風。

所謂“民不安，國必亂”。欲使民安，必先予民活路；欲使民安，必先疏導民意。此千古不移之定律也。

順治五年，他任河南柘城(今屬于商丘)知縣。

當時是，“削發(fā)易服”已然完畢，強力作用下的民怨多有反彈，加之災荒頻仍，役使繁重，民不堪其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白登明采取的綏靖方法，還是與百姓商量。他撲下身子、放下架子，到百姓中間聽聲音，以百姓疾苦定政策，“憫遺黎荒殘，多方招撫，停止增派河夫”，出臺了許多有利于“勸耕讀”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不久即實現(xiàn)境內晏然。

后去太倉安民，由于多和百姓商量，也同樣少走了許多彎路，特別是有效扭轉了“嘉定三屠”所形成的民心痼疾，為時人所推重，終以區(qū)區(qū)州縣小官而躋身名宦。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能在順治十年臺灣鄭氏攻擊劉河堡的戰(zhàn)役中沉著應對取得完勝；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敢于“獨駕一艘夜半往”馳援崇明，嚇跑了圍城之敵。可惜的是，清淤朱涇，庫藏消耗太多，他又不忍心攤加賦稅于民，致使戰(zhàn)端一開，需餉無出，巡撫蔣國柱只得以云南協(xié)餉應之。這件事讓他遭受了彈劾，削職為民長達20多年，饒是太倉百姓極力為他辯護也是無效，清廷在涉及軍事的事兒不容商量。

到了康熙十八年，朝廷下決心解決臺灣問題，在福建總督姚啟圣、巡撫吳興祚的保舉下，白登明才被起復為高郵知州。這里面還有個插曲，高郵是吳三桂的老家，“三藩”初平，人心未定，先鬧旱蝗，繼而大澇，是個極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姚啟圣老成謀國，認為只有白登明方堪其任。

而白登明也確實沒有辜負姚啟圣等人的推薦，甫上任，即深入百姓，與百姓商量治理之策(登明與民約)，解決突出矛盾和深層次問題。他傾聽百姓呼聲，筑堤御水，勸富民賑災，嚴禁胥吏克減勞役用度；他吸納百姓智慧，采取吹笳召集驛夫的辦法，以免耽誤農時；他依靠百姓，攻克難題，同時切實保護百姓利益，“上官有所徵調，不輕給”，終使高郵獲得“大治”。白登明去世時，“貧無馀貲”，還是高郵百姓醵金以殮，殊為感人！

明末重臣葉向高曾認為，要收拾民心，根本方法是減輕他們的負擔。想想也是，明末六十年，百姓負擔有多重？單是“遼餉”和名目繁雜的附加稅，就使得民力枯竭殆盡，民心喪失殆盡。然而他還是只說對了一半。莊子云：“中和民意以安四鄉(xiāng)。”“中和”，即指調和取中之意，此乃與百姓商量之結果。蘇東坡也說：“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同”，也是商量之意，與百姓意見一致。可見只有百姓的力量，才是社會安定和諧的不二動力；只有百姓的智慧，才是振聾發(fā)聵的歷史回聲。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有事與百姓商量，以百姓利益為中心開展工作，順應他們的意愿，發(fā)揮他們的作用，事業(yè)就發(fā)達，建設就順利；反之，高高在上，頤指氣使，走向百姓的對立面，那必將遭至挫折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