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魯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傳記，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重現了一位舊女性的苦悶之聲，從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對魯迅一生的影響。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兩家締結婚約的時間，大致是在魯迅去南京讀書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魯迅小4歲，當時在三味書屋讀書，在他的日記里，留下了這一時期兩家密切來往的痕跡。

事情還要從1898年前后說起，當時，魯迅的母親魯瑞和朱家謙少奶奶關系非同尋常。當時兩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墻，喊話很方便。魯瑞喪夫不久，小兒子椿壽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這一時期，謙少奶奶時常約她一起看戲，打打麻將，給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這段時間，魯瑞為兒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臺門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經過了20歲，錯過了最佳年齡，朱耀庭夫婦不愿女兒受委屈，成為人家的填房，所以寧愿將唯一的女兒嫁給東昌坊口周家，盡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說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說，朱家與周家也是姻親，他們的婚事也算是親上加親。

自1899年周朱兩家訂立婚約，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魯迅也曾回國探親，但婚禮并沒有舉行。紹興一向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規矩，1906年朱安已經28歲了。

1906年陰歷六月初六，魯迅與朱安在周家新臺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朱安等了7年，終于等來了這一天。她想必也隱約聽說了，周家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沒有退路。

1912年初，魯迅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2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5月初與許壽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7年的獨居生活。

舉家遷居北京

魯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臨著一個大的轉變，周家臺門賣掉了，魯迅在北京買下了八道灣的宅子，準備把家人接去同住。對朱安來說，她的心情很復雜：從此要離開故鄉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這無異于和娘家人生離死別。可是，她又不能不跟著一起去，不能放棄她在周家的地位——盡管是極其可悲的地位。

作為魯迅的眷屬，朱安來到北京，開始了她在北京八道灣的生活。魯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統統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當時新文壇上的風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篤。可惜好景不長，兩兄弟決絕分手，沒有留下一點可以回旋的余地。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

自1919年起，魯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著一次次地遷居。1924年5月25日晨，魯迅攜母親、朱安遷居到西三條胡同21號的住宅，開始了他們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魯迅帶著朱安一起搬出去過，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為他終于回心轉意了。

落地的“蝸牛”

不知是從哪一天起，朱安發現大先生的神情發生了某種變化。中秋節的時候，大先生和女學生們一起喝酒，在朦朧的醉意中拍打一個個女學生的頭;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許廣平剪頭發……她第一次發現，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邊幾乎沒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來許廣平懷孕了，因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顯然和她不會一致。有一回魯迅自上海寄來照片，告知與許廣平同居的消息，雖然早就預料到了，但朱安還是很難過。

當鄰居俞芳問她“那你以后怎么辦呢”，她一下子被觸動了心事，顯得相當激動：“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她又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她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師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自母親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許廣平，內山完造也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

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她沖著客人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頓的歲月里，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樣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