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末政治家，軍事統帥。字憲之，又字道鄰，漢族，祥符人（今河南開封），祖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東漢溧陽侯史崇第四十九世裔孫，其師為左光斗。明南京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是中國著名的抗清名將。南明朝廷謚之為“忠靖”。清高宗（乾隆）追謚為“忠正”。其后人收其著作，編為《史忠正公集》。

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東林黨人。授西安府推官。歷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5年），隨盧象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崇禎十年（1637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1641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1643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后，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江北四鎮，史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

明朝此時處在清、順兩方面壓力之下，史可法為首的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聯虜平寇”。希望能夠借助清軍的力量，首先剿滅李自成勢力，再謀求后續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卻不能同仇敵愾，反而仍舊黨爭不斷，文、武官員之間互相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東林黨人與馬士英、阮大鋮之間的矛盾，以及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等人的辭官，說明了明朝廷的無法齊心向外，也因此種下弘光朝敗亡的原因。

其實史可法還算是個有才能的人，南明朝廷也確實很想重用他。當福王剛剛在南京監國時，史可法確實被拜為首輔，但是由于馬士英覺得自己擁立有功，卻沒被封首輔之位，于是煽動南京附近的軍隊嘩變，逼迫福王即位封臣時將自己改封首輔，而史可法只落得個東閣大學士之職。而福王不重用史可法的另一原因，則是因為其父老福王乃萬歷之子，當時萬歷寵幸鄭貴妃，欲改立老福王為太子，是東林黨人全力阻撓此事才沒能成功。東林黨人以史可法地位最高，福王自然不會忘了這個緣故，因而也有意疏遠他。種種原因導致了史可法的不得志。

史可法后被馬士英等人排擠，失勢之后自請督師江北，前往揚州統籌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等江北四鎮軍務機宜。然而，四鎮因定策之功而飛揚跋扈，各據地自雄，史可法與朝廷皆無力管束。四鎮尾大不掉、各自為政，致使明軍非但無力進取，連抵抗清軍南下皆不得要領。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河南總兵許定國私通清朝，巡按陳潛夫和參政分巡睢陽道袁樞請四鎮之一的高杰北上。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夜，高杰在睢州故袁可立府第內被許定國害死，清軍乘機南下。史可法聞訊長嘆：“中原事不可圖矣！”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命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嘔血而死，全軍投降清朝；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軍的進攻。

當年五月十日，多鐸兵圍揚州，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致《復多爾袞書》拒絕投降。《復多爾袞書》：“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

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不卑不亢，流傳萬世副將史德威史可法追隨有年，可法收德威為義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軍以紅衣大炮攻城。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被眾將攔住。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可法表示：“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后壯烈就義。因為攻城的清軍遭到很大傷亡，心里惱恨，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屠殺延續了十天，死亡逾八十萬人，史稱“揚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遺體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將其衣冠葬于揚州城天甯門外梅花嶺。后來全祖望曾寫《梅花嶺記》描述此事。

其實史可法的軍事才能并不一定十分出眾。后世有專家根據史料復原了當年多鐸與史可法對陣南京的兵力分布圖，發現史可法的兵力安排并不科學。當然這僅是一家之說。

史可法的才能在南明朝廷里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歷史將他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史之才，相對于堵胤錫、張煌言都遜色不少，并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和軍事敏感性都十分欠缺（比如“聯虜平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史可法的忠誠與愛國，這一點甚至得到了敵人的認可。后清朝乾隆皇帝以其忠義，追謚忠正。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學生，方苞曾寫《左忠毅公軼事》，述說史可法與其師左光斗之間的提攜情感，自是錚錚鐵骨、有血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