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族的形成過程中，漢文化在其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在唐宋時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的圣訓，吸引和驅使大批的穆斯林翻山越嶺、飄洋過海，踏上了中華大地。漢學對蕃客和土生蕃客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當時來華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伊朗人)中，精通漢文化者不乏其人。史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大食人(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的專稱和對伊朗語地區穆斯林的泛稱)李彥升考取了進士。南宋時期，阿拉伯人蒲壽晟任廣東梅州知州，“有惠政，善作詩”。

到了元代，回族中的文化名人輩出。元代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奉朝廷之命建天文臺，撰寫萬年歷，主持制造了7種天文儀器;建筑大師也黑迭兒受忽必烈之命建元大都宮城，規劃整齊，有如棋盤，其建筑風格在當時世界上享有盛譽;著名畫家高克恭善畫中國山水畫，所繪墨竹為一代精品，人們把他的國畫與趙孟頫的作品相提并論;元代大詩人薩都剌的詩以清新俊逸著稱，其名句“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傳誦一時，乃賢的“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也成為中國文學千古佳句。

科學家贍思重新匯編《何妨通議》，此書成為后人治理黃河的重要參考書。明初，泉州回族李贄是一位著作頗多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評論家，他對當時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秩序進行了大膽的批評，揭露了它們對社會發展的危害，其學術成就一直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重視。回族穆斯林的聰明才智和成就豐富了祖國科學文化的寶庫。

明代中期以后，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實行同化政策，禁止胡語、胡服，還實行海禁。為了生存，回族同胞改漢姓、說漢語、穿漢服，漢語成了回族的共同語言。由于實行海禁，海外的伊斯蘭教傳道人進不來，中國本土的穆斯林出不去，中國的伊斯蘭教出現了人才匱乏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陜西回族人胡登州發起了經堂教育，用漢語講述伊斯蘭教的教規教義。

與此同時，一些回族學者著書立說，開始用漢文字宣傳伊斯蘭教的經典，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王岱輿的《正教真詮》。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識分子“以儒詮經”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有關伊斯蘭教的漢文譯著和著述不斷涌現，其中以馬注、劉智、馬德新為代表。馬注著有《清真指南》10卷，劉智著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典禮》20卷、《天方至圣實錄》20卷等，刊行流傳很廣。馬德新不僅是清初伊斯蘭教的著名經師，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編譯有《四典要會》、《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禮法啟愛》等等，其著作涉及伊斯蘭教的教規教義、阿拉伯語法修辭學、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馬德新還曾把《古蘭經》翻譯成漢文，遺憾的是只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

漢文化的烙印在我國的清真寺中也多有體現。我國內地的清真寺多呈中國古典式建筑與阿拉伯式建筑相結合的風格。清真寺里的匾額楹聯不但采用中國的文字形式，而且內容上也是伊斯蘭教文化和漢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如新疆昌吉本地寺大門對聯，上聯是“修身以禮明心以道達真乘”，下聯是“物我盡忘真一歸真歸初境”。河北滄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聯，上聯是“賴真宰脫二慮窺妙本不出我勝”，下聯是“超萬緣歸一體視太極若在我身”。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內匾“臨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匾“無極之真”，河北保定清真寺寺匾“道合中庸”。上述匾聯的內容充分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漢文化底蘊。

歷史上，回族同胞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還有許多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李興華研究員在《回族與中華文明》中指出：“假如沒有回族及其先民引進那些天文、歷算、工藝知識，沒有他們在經商、貿易、航海、西部開發等領域的奉獻，沒有回族學者在逐漸沉寂的學術領域泛起的浪花，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不知還會放慢多少。”這些話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