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曹魏書法家鐘繇在書法上的巨大成就

鐘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鐘繇出身于東漢望族，祖先數世均以德行著稱。曾祖父鐘皓“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余人”(《三國志·魏書·鐘繇傳》引《先賢行狀》)，祖父鐘迪因黨錮之禍而終身沒有做官。父親早亡，由叔父鐘瑜撫養成人。

鐘繇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書法成就，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筆法傳授人名》說：蔡邕受于神人，而傳與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鐘繇，鐘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可見，鐘繇是蔡邕書法的第二代傳人。其實，鐘繇的書法藝術之所以取得巨大藝術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學。宋代陳思《書苑菁華·秦漢魏四朝用筆法》就記述了鐘繇的書法成功經過，說他少年時就跟隨一個叫劉勝的人學習過三年書法，后來又學習曹喜、劉德升等人的書法。因此，鐘繇與任何有成就的學者一樣，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學習的結果。鐘繇在學習書法藝術時極為用功，有時甚至達到入迷的程度。據西晉虞喜《志林》一書載，鐘繇曾發現韋誕座位上有蔡邕的練筆秘訣，便求韋誕借閱給他，但因書太珍貴，韋誕沒有給他，雖經苦求，韋誕仍然是不答應借給他。于是鐘繇忽然情急失態，捶胸頓足，以拳自擊胸口，傷痕累累，這樣大鬧三曰，終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馬上命人急救，鐘繇才太難不死，漸漸復蘇。盡管如此，韋誕仍鐵心一塊，不理不睬，鐘繇無奈，時常為此事而傷透腦筋。直到韋誕死后，鐘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書，從此書法進步迅猛。這件事也是小說家們的虛構，韋誕比鐘繇還晚死二十余年，鐘繇怎么能去盜韋誕的摹呢？而且，鐘繇身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禮？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鐘繇為書法的提高確實作了不懈的努力。另據《書苑菁華》記載，鐘繇臨死時把兒子鐘會叫到身邊，交給他一部書法秘術，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訴鐘會。他說，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時間集中精力學習書法，主要從蔡邕的書法技巧中掌握了寫字要領。在學習過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論場合地點，有空就寫，有機會就練。與人坐在一起談天，就在周圍地上練習。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紙張，結果時間長了被子劃了個大窟窿。見到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等自然景物，就會與筆法聯系起來，有時去廁所中，竟忘記了回來。這說明了鐘繇的書法藝術確實是自己勤學苦練的結果。在苦練的同時，鐘繇還十分注意向同時代人學習，如經常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人討論用筆方法問題。鐘繇不但自我要求嚴格，對于弟子門生也同樣以嚴要求。據說鐘繇的弟子宋翼學書認真，但成效不大，鐘繇當面怒斥，結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見老師。最后宋翼終于學有所成，名振一時。對于兒子鐘會，鐘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勸誡，鐘會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鐘繇、鐘會父子被人們稱為“大小鐘”。

鐘繇的書體主要是楷書、隸書和行書，南朝劉宋時人羊欣《采古未能書人名》說：“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所謂“銘石書”，即指正楷，“章程書”即隸書(八分書)，“行押書”指行書。鐘繇書法真跡到東晉時已亡佚，人們今天所見到的要么為臨摹本，要么系偽書。一般地認為有“五表”、“六帖”、“三碑”。“五表”指《宣示表》、《薦季直表》、《賀捷表》(又叫《戎路表》)、《調元表》、《力命表》。這是現存鐘繇書法藝術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鐘繇的真跡。褚遂良《晉右軍王羲之書目》說，《宣示表》是唐代所傳王羲之臨本。因王羲之亦為書法大家，所以他臨摹鐘繇的真跡非常成功，從中可以看到鐘繇書法的情況。《宣示表》真跡據王羲之曾孫王僧虔《書錄》說：太傅《宣示》墨跡，為丞相始興(王導)寶愛，喪亂狼狽，猶以此表置衣帶。過江后，在右軍處，右軍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愛納諸棺中，遂不傳。所傳者乃右軍臨本。《調元》、《力命》、《賀捷》三表，也是后人臨本，但成就亦較高。《薦季直表》可信性最強，在唐宋時期由宮中收藏，周圍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貞觀”玉璽，宋徽宗趙佶“宣和”、宋高宗趙構“紹興”，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賞”等御印，說明它曾經由以上各帝御覽。后幾經輾轉，毀于民國十三年(1924年)，今僅存其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