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具有影響力的“鷹派”人物在國內、國際舞臺上果敢強硬的作風，會對一個國家的外交產生深刻影響，更會對該國軍事、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規劃與制定產生重要影響。2010年底，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教授大衛·萊在《世界報》上撰文稱：“‘鷹派’是中國崛起的自然結果……許多‘鷹派’人士是解放軍高級軍官或剛退役的解放軍軍官，還有許多是中國知名大學和智囊機構的國際事務教授和研究人員。”

第一代：“美國別制造12億敵人”

李際均生于1934年，哈爾濱人，16歲入伍，次年入朝參戰，后擔任過陸軍師長、38集團軍軍長，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是軍界、學術界公認的“儒將”。美方之所以將他歸為“鷹派”代表，應該與以下兩件事情有關。其一，設計并建成了中國首個具有立體作戰能力的集團軍。1985年，中央軍委決定組建第一支機械化集團軍，李際均由于兼具深厚理論素養和實戰指揮能力，成為中央高層心目中牽頭人的首選，被直接從一個步兵師師長提拔為新改編的集團軍軍長，承擔起機械化集團軍的試點重任。他和將士們一起深入研究集團軍在現代條件下作戰的特點和規律，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作戰原則和戰法，為我軍陸續改編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次年，李際均帶領該集團軍在內蒙古組織了一次近似實戰難度的合成作戰演習，獲得成功。《解放軍報》稱這次演習“標志著我陸軍已結束單靠步兵決定勝負的歷史，跨入合成作戰時代”。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1997年7月。當時，李際均以中國軍事戰略專家的身份應邀訪美，并借在美國陸軍學院演講的機會，對“中國威脅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告訴美國同行，中國軍事思想傳統的本質特征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御”，基于這種認識，中國不可能產生侵略的欲望。他指出，國家之間“合作比敵對好，協商比沖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視好，信任比猜疑好，對我們軍人來說，用酒杯瞄準比用槍炮瞄準好”，并不忘強硬地宣稱：“誰敵視中國，誰就會為自己制造12億個敵人，必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

1997年，有著47年軍齡的李際均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隱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國軍方，將軍退休不過是職位的退讓，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會發生改變。羅援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李際均退休后，美國國防部長政策辦公室主任馬歇爾曾在一次座談中毫不掩飾地表示：“這對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對美國太強硬了。”羅援反問馬歇爾：“你想不想知道他現在在干什么？”馬歇爾十分好奇，追問道：“退休了還能干什么？”“他現在在帶博士生，又培養了好多‘小李際均’。”羅援話音剛落，馬歇爾臉上露出無奈：“啊？那這對我們來說又是壞事了。”

第二代：“預測”將會發生恐怖戰爭

第二代代表人物喬良、王湘穗都出生于軍人家庭。喬良現年57歲，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指揮學院戰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國防大學教授，空軍少將;王湘穗比喬良年長1歲，退役空軍大校，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二人之所以被稱為“鷹派”，除了曾以空軍將領身份參加1996年臺海導彈演習，更因為其合著的《超限戰》一書。1995年，喬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戰》中明確提出，由于現代技術的介入與全球化的影響，戰爭一起，無論軍人還是平民，都會受到戰爭的威脅，非軍事戰爭行動更讓戰爭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將觸角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他們認為，超限戰是“一種可以超越實力局限和制約的戰爭方式，對處于強勢和弱勢的國家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超限戰》一經出版，就引起國內外軍事與外交界的強烈關注與轟動。6年后，“9·11”事件發生，不少人回想起書中的種種論述，不禁驚嘆：“‘9·11’事件原來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戰！”該書隨即在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引起震動，并被意大利陸軍總監米尼上將稱為當代軍事名著。近年來，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更是被美軍寫入最新作戰條令。

對于外界賦予自己的“鷹派”稱號，喬良表現得十分理性。他曾明確表示：“我不喜歡無端發狠話，更不喜歡說那些一味示弱的話。軍人如果只會說示弱的話，這個國家就沒希望了，但如果軍人處處逞強，同樣也會損害國家利益……各國軍隊中都有人發表‘鷹派’言論，都有人喜歡發表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話。這些話有時能起到話語威懾的作用，有的也能成為國民心理的強心劑，但這些話，基本不是我想說的。我要說的，只是些理性的、現實的、充分顧及國家戰略利益的話。這些話可能兩頭都不討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會說。”與低調的喬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對媒體時表現得更加直言不諱：“每個軍人都是‘鷹’，如果軍人不是‘鷹’，那就是‘和平鴿’。”

第三代：“我們只能用核武器反擊”

羅援、朱成虎和金一南是當前中國學者將軍的代表，也是外媒眼中第三代中國軍方“鷹派”人士的突出代表。在這3個人之中，朱成虎的“鷹派”色彩很濃。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歲參軍入伍，如今是國防大學教授，少將軍銜。2000年，朱成虎通過《解放軍報》向美國“喊話”：“中國不是伊拉克！”不過，他真正被稱為“鷹派”，還與其7年前的一次言論有關。2005年7月14日，在一場由中國外交部主辦的通報會上，有媒體記者提問：“如果美國介入臺海戰爭，中國將如何反應？”

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語答道：“如果美國用導彈和制導武器攻擊中國領土，我想我們只能用核武器來反擊。如果美國人決心干預，我們就決心反擊。我們已經做好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準備。當然，美國人將必須做好犧牲數以百計城市的準備。”雖然中國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但朱成虎說，“原則是可以改變的”。作為軍方高級將領，朱成虎的“核反擊”和“犧牲西安以東城市”的言論一經媒體披露，便被視作迄今以來中國方面發出的“最為直白”的警告，國內的軍事迷也開始稱他為“中國第一鷹派”。事后，朱成虎曾澄清，這些話只代表個人觀點，他只是想表示，在臺灣問題上，如果我們“被逼到了墻角”，就可以“承擔任何犧牲”。

不過，美國各界的強烈反應卻并未因此停歇——有國會議員認為，朱成虎的講話“高度不負責任”，要求中國政府道歉并撤銷朱成虎的職務;一些美國“鷹派”人士則表示，鑒于此，美國必須認真考慮向臺灣轉移武器，一旦敵對態勢形成，還必須做好迅速做出戰略核反應的準備。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為種種質疑而有所改變。2010年8月16日，美國國防部在《中國軍事和安全報告》中指出，“中國的軍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過媒體回應，“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命題，是西方一些人的惡意炒作……軍事透明是相對的，任何國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

他還曾對日本、美國的朋友說，“你們如果能夠把埋在海底監視我國潛艇活動的傳感器跟我們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嗎？”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剛到耳順之年，現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少將。他的幾本著述，如《苦難輝煌》、《浴血榮光》等，在民眾中頗具影響力，他自己也說，希望能借這些書“寫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鷹派”人物，他們雖然時常語出驚人，但目前看，還沒太多理性政策建議以及嚴謹的理論體系，被稱為單獨的一代還為時過早。不難看出，這幾位民間或西方眼中的軍方“鷹派”人物，有的在軍事戰略理論上有所建樹，有的在保持“鷹派”強硬立場的同時也具有明顯的理性色彩，對國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盡管他們身上聚集著褒貶不一的評價，但這些不同觀點的同時存在，本身就是中國社會輿論多元化與國家寬容度的有力證明，也標志著中國正不斷走向成熟與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