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等，這些輝煌的盛世是所有中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回憶。然而王朝不斷循環的現實表明，中國歷史上再偉大的盛世也只能維持于一時。那些無法持續的盛世，折射出來的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中的特殊困境。

困境一：集體腐敗導致的王朝政治周期性紊亂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表明，統治者對百姓橫征暴斂、竭澤而漁，帶來的往往是王朝的速亡。因此歷史上那些明智的統治者都會以輕徭薄賦、量入為出為基本國策，避免對百姓的搜刮過度，也就是所謂的“仁政”。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往往被認為是實施“仁政”的結果。

然而，“仁政”的前提是君主與官僚必須進行自我約束，以“明君賢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所以明智的統治者一定是強調“為政以德”的。然而在現實的政治中，對于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來說，道德的約束力永遠是有限的。缺乏權力的制約，缺乏高于王權的法律，君主可以隨意地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與財產。只要他愿意的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止他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

對于官員來說同樣如此。盡管官員被要求清正廉明，但道德的自律無法約束官員的逐利沖動，無法防止官場腐敗的蔓延，而官場集體性腐敗的結果是統治成本的不斷上升和治理效率的不斷下降，最終使整個社會無法正常運轉。以道德的自許始，以腐敗的結果終，這個劇情幾乎在歷代王朝都不斷地重復上演。

困境二：人口增長導致的周期性土地危機及社會失序

土地占有相對平均、百姓可以安居樂業，這是形成盛世的基礎，而盛世的結果必然是士民繁庶，人丁興旺。但是，土地總是相對有限的，盛世所帶來的人口增加，必然會帶來土地的緊張。再加上稟賦、機會、權力等因素的差異，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貧富的不斷分化。

在土地是主要社會財富的時代，貧富分化的直接表現形式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斷集中。當土地集中由于人口增加而進一步加劇的時候，越來越多的農民就會失去土地而變成流民，由此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社會的失序。

為了應對失序的社會，王朝往往就不得不打破過去奉行的輕徭薄賦、量入為出的政策，開始實施強征，而強征又必然會引發更大的社會矛盾，于是每個王朝都揮之不去的噩夢——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傳統便開始形成。動蕩與破壞導致王朝循環，人口下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緩和。然而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舊王朝的鼎盛最終成為追憶，人們也就開始在新的王朝中期盼著又一輪盛世的出現。

困境三：承平日久導致的軍事力量的周期性衰敗

幾乎所有新的王朝都是依靠武力來建立的，軍隊是歷代王朝維持統治的基礎。然而一旦盛世來臨，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軍隊戰斗力的維系便會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出現所謂的武備漸弛。更重要的是，歷代王朝出于控制軍隊的需要，往往會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把軍事力量納入龐大的官僚體系之中，其結果是導致軍事力量本身的官僚化，而這就會進一步導致軍隊體制的僵化與內部管理的腐敗化，從而使軍隊一步步喪失戰斗力，由此歷代王朝的軍事力量也就很難擺脫周期性衰敗的宿命。

如明代的軍隊在明初的時候有相當的戰斗力，然而到正統年間已經“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到崇禎年間更是“矢折刀缺，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以至于“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

八旗在清朝初年號稱“勁旅”，然而入關之后，隨著戰事的減少，軍隊的戰斗力迅速下降，其衰敗在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時已經充分暴露出來，乾隆年間更是出現了檢閱時“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可笑場面。八旗衰敗之后，綠營成為清政府維持統治所依賴的武裝力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綠營也日趨衰敗，到了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和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起義時，身為國家正規軍的綠營已經是不堪一用了。

軍事力量的衰敗導致的是統治者失去應對內憂外患的基本能力，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動蕩，盛世外強中干的真相就會一下子被捅破，王朝也就會隨之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