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敗的隱患

馮玉祥統率的西北軍，是由一個混成旅發展起來的封建軍事集團。馮在這個集團中，一向有著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沒有一定的政治主張，更不可能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只是拿一些救國救民的空洞口號和個人之間的感情作為維系這個團體的思想基礎同時，他又一貫采取家長制的作風，個人專斷，缺乏民主。有些由士兵提撥起來的帶兵官即使已經當了軍長、總指揮，乃至當了省主席，馮對他們仍然象對待子侄一樣，不肯給以應有的尊重和禮貌，甚至他們在他面前連吸支香煙的自由都沒有。因此，有些高級將領漸漸感到太受拘束。特別是那些有了地盤的將領，更需要一個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環境，以達到他們為所欲為的目的。韓復榘、石友三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蔣介石拉了過去的。韓、石投蔣后，其他將領雖然表面上對馮仍很恭順，但在內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

馮由山西回到潼關，他的將領們，一方面表現了一種見到親人一樣的喜悅，另一方面又感到這位管著自己的“婆婆”又回來了，摸不清今后又會有什么樣的舉動。馮和鹿鐘麟見面后，首先問鹿：“今后應該怎么辦？”鹿說：“我們打算整頓內部，養精蓄銳，坐以待時。”馮便把他聯閻倒蔣的醞釀經過說了一遍，鹿不同意這樣做，并說此事關系重大，須和大家商量。因為他所策劃的聯合韓、石攻打山西的辦法已接近成熟，正在這個時候，馮忽然回到潼關宣布聯閻打蔣，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時還扭轉不過來。

馮到潼關的第二天，召開了師長以上將領參加的會議，宣布了聯閻打蔣的決心和這樣做的意義。在會上，除了師長葛運隆主張討蔣而外，大家都默不作聲。當時馮的將領都認為西北軍屢次吃閻的虧，受閻的騙，如不把閻打倒，西北軍在北方就難于發展。現在他們聽到馮的做法和他們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當面反對，也不愿表示贊成。會后孫良誠對人說：“我看先生(指馮)一點覺悟也沒有，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受閻老西的害，為什么還要和他一起干。”宋哲元、劉郁芬等也都認為新敗之后，元氣未復，需要一個時期的休整。當時大家恨閻不恨蔣的心理是一時轉變不過來的。鹿的幕僚某對馮的做法也表示反對，并向鹿建議：“應堅持拉蔣打閻，除去肘腋之患。如與閻合作，勝亦過不了長江，蔣退江南憑險固守，閻馮之間就會出問題，那時，西北軍仍然處于腹背受敵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敗仗，那就更不堪設想了，甚至求得退據關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雖深韙其言，但他看到馮的決心很大，且各方聯合倒蔣之局已成，只得勉強地跟著馮干。

這時，孫連仲部分駐在甘肅、寧夏和青海，孫本人也不愿對蔣作戰。當馮打電報命令孫連仲率全部兵力東下時，孫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馮則堅決要孫將全部兵力調出，在電令中甚至說出“勝則到江南組織政府，敗則不惜同歸于頸的話來，以示破釜沉舟的決心。孫連仲不敢違抗，只得將全部兵力東調。

馮的高級將領和幕僚，對于聯閻打蔣的戰事普遍地存在抵觸情緒。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戰爭有著厭倦的心理，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從經驗中深知馮和閻的能力和做法，他們認為，馮只會打仗，對政治完全外行;閻活象一個錢鋪老板，只會算小帳，不能成大事;聯閻反蔣縱然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政治上也沒有辦法。但是，馮的自信力很強，對此舉很樂觀。有一次對他的幕僚說：“這次舉動，在軍事上，二、三、四三個集團軍聯合對付蔣介石一個集團軍，其它受蔣排斥的軍隊也都傾向于我們，我們的兵力占有壓倒的優勢;再從政治上看，汪精衛先生已表示和我們合作，西山會議派的中委也和我們合作，張學良表示也很好，足見我們是得道多助，蔣介石是失道寡助，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馮在這次行動中，對自己估計很高，對蔣則估計很低;特別是對于自己的部下，既沒有深入地了解他們的思想情況，更沒有對他們進行反復的說服工作，仍然是象過去一樣，獨斷專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認為閻錫山的決心很大，對自己的合作是真誠的，這是打倒蔣介石的最好時機，誰要說閻不好，他就很不高興，斥為不顧大局，他要依靠閻的合作，來達到他打倒蔣介石的目的。

潰敗開始

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由于各方面反蔣聲浪很高，反蔣軍事的陣容也很強大，西北軍的將領，在大勢所趨和馮的號令之下，自無徘徊瞻顧的余地。同時，他們也未嘗不想在這次戰爭中打出幾省地盤作為西北瘠苦之區的補嘗。因此，西北軍在戰爭中依然表現了頑強勇敢、艱苦奮戰的精神。但是，經過幾個戰役之后，有的將領漸漸感到兵員損失和械彈消耗的補充都很困難，因而產生了保存實力的想法。到了戰爭的后期，隴海線的八月攻勢沒有成功，津浦線晉軍又遭挫敗，蔣軍由劣勢轉為優勢，而閻馮聯軍則由主動變為被動，有些將領看到討蔣軍事越來越沒有前途，失敗以后怎么辦？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實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別是陜西省正在大旱災之后，餓莩載道，現在既然離開了那里，誰也不愿意再回去。他們都在徘徊觀望中尋找自己的出路。加以蔣介石四出派人，多方利誘，有些意志不堅定的將領便走上投蔣的道路。

張學良通電發出后，閻馮聯軍中立即引起極大震動，接著就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隴海線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龐炳勛、孫殿英、劉春榮等部均紛紛自由行動，隨同晉軍撤到黃河以北;石友三通電表示擁護張學良的主張，并率部由魯西開往豫北，將漳河鐵橋加以破壞。所有這一切，都給馮玉祥的處境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特別是在九月二十八日這天，馮在鄭州接到鹿鐘麟的電話說：“十一口”(暗指吉鴻昌的吉字，因恐吉的行動動搖人心，故用隱語)發生了問題。馮尚不置信，在以電話直接與吉鴻昌談話后，很氣忿地對人說：“吉鴻昌這小子的腦筋真復雜，他對我說要做苦肉計中的黃蓋，真是想入非非。”隨后，馮的參謀長李興中也在電話里勸吉審慎從事。吉說：“我的事已向總司令報告過了，今后我一定對得起總司令，請大家原諒。”不久，馮知梁冠英亦有變，派聞承烈前往見梁，探悉梁已率部離開原防地，諒難挽回，中途折返。防守許昌的第八方面軍將領焦文典亦通電投蔣(焦曾請第八方面軍總司令鄧寶珊在通電稿上簽名，遭鄧拒絕，焦即派兵將鄧軟禁，過了幾天，鄧始脫險赴上海)，致平漢線軍事受很大影響。張維璽、馮治安、田金凱、任應歧等部旋即在新鄭一帶陷于蔣軍的重重包圍之中。隴海路蔣軍先頭部隊復于十月三日攻入開封，鄭州外圍的蔣軍愈逼愈近，鄭州城內已能隱隱聽到炮聲。馮在這時，遂陷入在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苦境。

十月四日這天，閻錫山、汪精衛秘密到鄭州與馮會晤，在共同商定聯合發表實行停戰的通電后，閻、汪于當日夜間離鄭北返，馮亦于次日率副總司令部人員撤退到黃河以北的新鄉。蔣軍于六日進入鄭州。

在中原戰事已接近尾聲的時候，蔣介石為了迅速回師江南對紅軍作戰，對善后問題的處理故示“寬大”，將收拾華北殘局的全權委諸張學良;對河南方面的軍事也擺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決的姿態，并邀請與西北軍有關系的馬福祥、張之江等于十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軍的辦法。馮命鹿鐘麟出面與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過問。鹿向馬、張提出的條件是：一、馮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軍隊由鹿負責改編為十個師，以河南西部及陜、甘兩省為駐防區域;三、撥給編遣費三百萬元。但是，蔣介石以吉鴻昌、梁冠英等已經投降，在新鄭被圍的張維璽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繳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會允許西北軍這個集團繼續存在下去，因此，幾經磋商，迄無成議。張維璽等經馬福祥、張之江等的勸降，他們都接受了南京軍事參議院參議名義，全部軍隊一律解除武裝。

吉鴻昌被蔣委為第二十二路總指揮后，即調赴豫、鄂、皖邊境，歸豫鄂皖邊區綏靖督辦李鳴鐘節制;梁冠英為第二十五路總指揮，調赴蘇北，歸江蘇綏靖督辦張之江節制;葛運隆為第三十三師師長，所部由洛陽調赴湖北，把他們這幾部分都隔離開來。在這個時期，張自忠也收到了蔣介石的任命狀，名義是第二十三路總指揮，因他的軍隊已開往黃河北岸，沒有接受這個名義。宋哲元在洛陽時，也從空投收到過一件第二十四路總指揮的任命狀，宋看過后就把它撕掉。

完全潰敗

十月八日，馮玉祥到石家莊與閻錫山會面。他們鑒于大局急轉直下，無法挽回，而蔣介石又堅持他兩人必須下野，遂商定閻將軍政交與徐永昌，馮將西北軍交與鹿鐘麟，他們兩人出國暫避。閻回到太原，便將軍政作了安排，并聲言去日本游歷(后僅去大連躲了一個時期)。馮到了晉城，并沒有表示出國遠游的意思，仍然希望掌握這部分殘余的軍隊赴西北謀出路，并且有意扶植他的寵將孫良誠(這時孫本人已無一兵一卒)，把退回來的軍隊都交孫節制，鹿鐘麟自從與馬福祥、張之江接洽失敗后，很是失望。在南京接洽的代表李火斤、冉廷賓、李光漢等發來電報說：蔣的態度益趨冷淡，堅持馮、鹿均須下野。而停留在焦作的孫連仲也在自謀出路，派田鎮南、李漢輝到濟南，通過韓復榘的關系，接受了蔣介石的第二十六路的任命。馮的衛隊旅季振同部也愿隨孫共同行動，不愿退往山西。鹿看到越來越沒有希望，于是一面打電報給馮說：即日騎馬前往晉城，一面又對外宣稱派參謀長秦德純代表前往沈陽，實際上他卻秘密搭了秦的專車前去天津，同時發出漾電(十月二十三日)聲明下野。這時，劉郁芬已離開陜西，馮對重返西北的打算才完全絕望，不得不離開軍隊前往晉祠退隱，以后又輾轉移居于汾陽之玉帶河。開入山西境內的張自忠、劉汝明、趙登禹等殘部，由張學良改編為第二十九軍，以宋哲元為軍長。至此，馮玉祥慘淡經營歷時二十余年的西北軍遂完全瓦解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