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向來被推為口述史學的典范之作。但李宗仁在回憶中刻意文過飾非，使此書之價值大打折扣。其中，又以李氏對抗戰期間之不實描述為最甚。抗戰期間，李宗仁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轄區包括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設長官部于老河口。李宗仁回憶說，“老河口和隨、棗一帶為鄂北最貧瘠之區”，那里“真所謂餓殍載道，人民連樹皮草根都吃盡，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李宗仁說百姓吃盡樹皮草根，乃是事實，但卻不說使百姓艱難至此者，正是第五戰區的軍紀敗壞。據軍法總監何成濬的日記，1942年時，“五戰區范圍內各縣，去歲因早歉收，民食不足，軍隊復強派勒索，軍政部駐鄂軍糧局，又辦事無方，濫發購糧憑證，致各軍隊借以任意搜刮，人民受害慘烈異常。”第五戰區下轄軍隊，“二十九軍在襄陽、南漳到處搶糧，毆打區鄉保長，并奪取省府所征實物，人民除紛紛逃避外，自繼及餓死者，襄陽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軍亦到該處奪取實物，地方秩序紊亂，荊門已繳軍糧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盡，人民以麥苗樹皮充饑。三十八師仍日挨鄉搜刮，均、鄖兩縣應繳軍糧，早已超過定額，駐軍復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奪取。”軍紀敗壞若此，以致何成濬稱他們是“土匪式之軍隊”、“禍國殃民之軍隊”。

正因李宗仁的縱容，使湖北北部(湖北分屬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戰區)百姓的生活最為艱辛。戰后主政湖北的萬耀惶回憶，“鄂北第五戰區，都是雜牌部隊，最糟，當地糧食搜括凈盡，要經由巴東、必山等縣重山峻嶺之區運川糧人境，全都調征民夫搬運，人力物力，損失不貲，而人民無飯吃，有時還要買軍糧。”何成濬日記中說的二十九軍、六十七軍，皆為川軍，正是萬耀惶口中所謂的“雜牌部隊”。李宗仁對第五戰區的原川軍、西北軍等“雜牌部隊”可謂禮遇有加，自謂“推心置腹”。但其所圖，則只是讓雜牌軍為自己所用，以對抗中央;至于這些部隊禍害地方，李宗仁則坐視而已。

為推卸個人的戰敗責任，李宗仁幾次三番篡改自己的離職時間

在回憶錄中，李宗仁一方面回避所屬部隊軍紀惡劣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指責“中央軍的作戰能力，均極薄弱，軍紀尤壞”。其實同在湖北，陳誠所屬第六戰區治下的鄂西，情況就好很多。陳誠在鄂西各地設立“軍民合作站”，“對過往軍隊直接負責，這樣，軍隊不敢再像以前那樣對地方政府、當地民眾胡作非為;軍民合作站既代表軍隊向地方負責，又代表地方向軍隊保證。使軍運暢通，安定了地方秩序，緩和了軍民矛盾，達到了軍民同仇敵愾、共同抗戰的目的。”陳誠同時身兼湖北省主席，在鄂西實行各項改革，頗見成效。

為了佐證中央軍的不堪，李宗仁還斥繼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劉峙“膽小如鼠”、“極講究場面”，并由此推斷“所謂中央嫡系部隊軍紀的廢馳，實在是相沿成習，所來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李宗仁說，他“離開五戰區不出數月，敵人便發動攻勢，一舉攻占老河口與襄、樊。”

事實上，劉峙于1945年2月25日抵達老河口，3月日軍就發動了對豫西、鄂北的強勁攻勢。此時因為李宗仁將大部分幕僚帶往漢口，劉峙身邊僅有兩三個參謀人員，指揮戰事頗為不便。此后襄樊兩地失而復得，老河口則在4月8日被日軍攻陷。似是為了回避這一敏感時間點，以推卸個人責任，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幾次三番篡改自己自五戰區離職的時間：“我自從抗戰初期起時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起，至三十二年解職時止，凡六年之久”“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委員長忽然將我自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漢中行營主任”，將自己的離職時間說成是1943年9月。

對此，有學者明確提出質疑：1945年3月“參戰部隊是第五戰區部隊，部隊戰斗力差與剛剛卸任的長期擔任司令長官的李宗仁的訓練有無關系？而且各軍布防大多照舊，劉峙還未來得及對原來的部署作大的調整，大戰即發，連連失誤，那么原司令長官的部署和作戰計劃有無疏漏或不嚴密之處？”所以李宗仁在回憶中將“卸職、接任的時間提前1年多”，不免讓人覺察到其“有意回避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