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良(1904-2007)將軍是黃埔一期生，先后參加兩次淞滬抗日戰役，阻止日軍北上之獨山戰役，是當年名聲顯赫的抗日將領。

一、中國軍第一次擊敗日本軍

1932年“一二八”松滬抗戰時，任陸軍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第八十七師(副師長王敬久代指揮)第二五九旅旅長，率部在南翔、吳淞、閘北、廟行鎮一帶抗擊日軍。他指揮所部2月20日至3月1日堅守廟行鎮11天，重創日軍久留米第二十四混成旅團和金澤第九師團。戰況激烈前所未有，據所部第五一八團第三營營長羅折東作戰經過記載：2月22日拂曉，本營奉命由李家樓前進至楊煥橋。七時三十分進入前線陣地，距敵軍約400公尺。時敵軍炮火機關槍火異常猛烈，幸好天有薄霧，敵機不甚活動。我友軍第八十八師第五二三團在麥家宅和廟行鎮南端無名河流以右陣地，均被敵軍突破，主陣地陷于混亂之中。我營第一連任務，決心奪回廟行鎮主陣地與正面陷敵陣地，沖鋒五次，血戰四十分鐘，予敵打擊甚大，殺傷敵軍100人以上，遂確保主陣地。

我營官長傷亡四分之一，第十一連連長朱明悠上尉，排長李敏如少尉，周義發少尉，榴炮連排長王得和少尉均陣亡。營部副官聶理堂中尉，第十一連連附李鴻–上尉，排長汪錫良少尉，第十二連連附熊必先上尉均于沖鋒時受傷，士兵犧牲亦多。是時敵軍增援預備隊數百人，藉坦克掩護，向我猛烈反攻，早晨八時后，我營左右側的友軍因傷亡大，勢漸不支！至九時，除我右側方面尚有第五二四團之一部外，廟行鎮正面和左側已無友軍部隊，我當令預備隊第十三連增加到正面，協同第十二連拼死拒敵軍前進。又令第十一連集結于右后方為預備隊，準備待機恢復廟行鎮前線之原陣地。午前十一時許，正面敵軍千余人向我主陣地不斷沖擊，我第十二三兩連沉著迎擊，血戰三小時，敵軍屢攻屢挫。其坦克三輛受小濱障礙，并畏我平射炮威力，不敢接近。從清晨開始作戰，半天時間，敵軍斃體數百具橫陳我陣地前，敵不支退卻，我營遂確保廟行鎮主陣地，并開始修補工事，整頓隊伍。

午后，又有敵軍約千人來攻，右側友軍不支！眼見右側將發生危險，即令第十二連向右方樹木內移動，死守該處，掩護我右側背陣地。二時四十分，敵軍向我營右側攻擊，企圖包圍，我營沉著迎擊，卒將敵軍擊退。午后三時，我第五一七團全部到達張家橋、楊煥橋附近，我守軍精神益旺。嗣后奉旅長孫元良命令，本營歸第五一七團指揮，與該團第二營協同作戰，如是，戰績更形穩固。這天的激烈戰斗，令日軍久留米混成旅團受到孫元良指揮的第二五九旅沉重打擊，已失去戰斗力，當晚由日軍第九師團替換下來。2月23日午前七時至九時，新投入的日軍第九師團千余人，利用飛機、火炮、坦克掩護，向廟行鎮攻擊，所部第五一七團第二營沉著抗擊，等到敵軍接近我陣地，進入我有效射擊距離內，我機關槍、自動步槍猛烈掃射，敵軍不支向左側潰退。這兩小時戰斗，斃日軍百余人，我亦傷亡官兵四十五人。日軍屢攻廟行鎮沒得逞，反屢遭重創，從2月25日起，正面漸成陣地戰，雙方對峙，戰線膠著。敵我雙方最近的地方，只有四十多公尺，雙方都在掩蓋散兵壕里，瞄準等待，稍露頭頂，便有被敵射擊的危險。

一到黑夜，雙方互擲手榴彈。因陣地膠著，日軍飛機火炮不能轟擊，戰車也不能活動，戰局對我軍有利。戰至3月1日拂曉，日軍開始向我軍全線總攻，攻擊重點仍為江灣廟行鎮一線，孫元良指揮部隊當面仍為日軍第九師團，在第五一八團廟行鎮陣地前有五千多日軍，在第五一七團周巷陣地前亦有日軍千余人，并附有坦克支援，戰況極為慘烈，日軍的第一輪攻勢終于被擊潰，該旅第五一七團傷亡很大，連排長傷亡十多名，士兵傷亡兩百多人。第五一八團第一營首當要沖，官兵傷亡三分之二以上，平均每班只剩余四人，艱苦血戰十一小時，日軍未能攻入我軍主陣地，孫元良部仍然堅守廟行鎮陣地。連日各國輿論稱頌我軍：“中國軍精勇無敵，日本軍譽一落千丈”、“此役為中國軍第一次和日本軍作戰而擊敗日本軍于戰場。”第一次淞滬“一二八”之役戰后統計，孫旅官長陣亡二十五人，傷六十四人，占全旅官長352人的四分之一弱，士兵陣亡三百七十人，傷一千零五十四人，傷亡人數占全旅4297名士兵之三分之一弱。戰后孫元良任陸軍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獲頒四等寶鼎勛章。1933年1月17日任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所部裝備精良，戰斗力較強，配有德籍軍事顧問，標榜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模范師”。1936年10月5日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中將。

二、堂堂國軍軍長：竟裝扮難民逃離南京

抗日戰爭爆發后，孫元良率部第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會戰。1937年8月“八一三”淞滬會戰，再次在上海與日軍交鋒，日軍廣播稱當面我軍第八十八師為“可恨之敵”，由此可見第八十八師被日軍視為“抗日堅強部隊”。1937年10月底率師向西轉進，1937年冬孫元良任陸軍第七十二軍軍長兼第八十八師師長，在上海閘北原陣地堅持抗擊日軍三個月，血戰中傷亡慘重，曾經補充新兵五次。僅8月21日激戰，該師第二六四旅旅長黃梅興(黃埔一期生)、旅參謀主任鄧大滄(黃埔五期生)中炮陣亡，第八十八師奉命撤退時，孫元良親自向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下達“死守上海最后陣地”命令，留守閘北的所部第五二四團第一營，在團附謝晉元率領孤軍據守四行倉庫，抗擊十倍以上日軍的輪番攻擊，在抗戰史上留下了極其壯烈的一頁。1937年12月12日，孫元良率師參加南京保衛戰，是役所部傷亡損失慘重，陣亡朱赤(黃埔二期生)、高致嵩(黃埔三期生)兩名旅長，陣亡韓憲元(黃埔三期生)、李杰(黃埔五期生)、華品章(黃埔五期生)三名團長，另有旅司令部參謀主任趙寒星(黃埔六期生)、工兵營營長王鴻烈(黃埔六期生)及許明河、周鴻、黃琪、李潔、劉宏深、李強華等十一名步兵營營長犧牲，全師80%的排連長殉國。

1937年12月13日該師撤離南京時不足千人，孫元良撤退時與部隊失散，后喬裝改扮難民，混跡于金陵女子大學難民營，躲藏一個多月才逃離險境。輾轉經泰興、淮陰、徐州、鄭州等地，1938年3月下旬到達武漢后，第一次晉見蔣中正時，蔣表示慰勞稱：“你不要灰心，我馬上給部隊你帶。”第二次見面，蔣雖然仍是和顏悅色，卻說：“有人說你在上海軍紀不好，發通行證給老百姓要錢，你到軍法處去證明好了。”4月3日被撤職查辦，被關押武昌銀元局街軍法執行總監部監獄，拘押達四十二天之久。在獄中每天寫日記，常有黃埔師友們來關切看望，孫元良的黃埔老師、軍法副監王懋功算是常客，前來看望次數最多。黃埔早期同學王敬久、黃雍、李杲、王公亮、馮圣法、劉伯龍、楊文 、李昆崗、彭鞏英、柏良、吳求劍等，時駐軍武漢并常來看望。更有黃埔老師何應欽、劉峙、顧祝同、錢大鈞、張治中、湯恩伯等來電慰問。后經調查控告多有不實，獲得軍法判處釋放。

三、獨山戰役：阻止日軍北上戰時首都大門

孫元良經歷數年沉寂后，才于1943年獲得重新出任軍職機會，先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續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部副總司令，1944年7月10日，在中原抗日前線兼任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率部兩萬余官兵，徒步行軍三千三百公里，南下廣西參加桂柳會戰。1944年12月2日，日軍攻陷貴州獨山，貴陽危急，戰時首都重慶震動。孫元良率領陸軍第二十九軍由重慶渡江，南入貴州日夜兼程，趕赴獨山前線一帶阻擊日軍，率部在都勻、獨山之間，奮力阻擊日軍前鋒精銳，在中美空軍的協同配合下，1944年12月8日收復獨山、南丹等地，使戰局得以穩定，開啟了反攻勝利的契機，強弩之末的日軍在此役，也顯露出疲憊態勢，面臨無法挽回的頹勢。一時間在重慶，孫元良再次被傳頌為“抗日名將”。獨山之役，對于當時戰局影響重大，重慶國民政府對陸軍第二十九軍頒發嘉獎令，軍長孫元良獲得國民政府頒給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勛章。孫元良在晚年，亦表示對獨山戰役引為自豪。

四、十萬大軍潰于淮海，落寂海島永不錄用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元良先后任重慶警備司令部司令官，陸軍第四十一軍軍長，1947年任第十六兵團司令部司令官。1948年9月6日兼任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副主任。1948年l1月率第十六兵團開赴徐蚌地區，與人民解放軍作戰。后以兵團司令官兼任徐州“剿匪”總司令部鄭州前線指揮部副主任，統轄第四十一軍(軍長張宣武)、第四十七軍(軍長楊熙宇、嚴翊)、第九十九軍(軍長龔傳文)，另轄工兵團、重炮團、戰車團等部隊和一個快速縱隊，總兵力達十萬人。所部在淮海戰役潰敗后，孫元良裝扮成中尉副官，乘亂僥幸躲過搜查，再化妝成農民逃到信陽火車站，打電話給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請其電告蔣中正有關情況。蔣侍從室轉令其速到漢口，轉機抵寧，經蔣傳見后，派往四川重建第十六兵團。1949年任川鄂綏靖主任公署副主任、代主任。1949年12月16日所部在四川宣布起義，其孤身化裝逃脫。輾轉香港后于1950年1月到臺灣，被最高軍方斥責永不錄用，從此結束統軍任官生涯。

1956年移居日本。1959年1月除役。到臺灣后過著隱居生活。1971年旅居日本，為謀生計，曾自辦開設名曰“天福園”的面食店。1975年返回臺灣定居高雄，曾任臺灣瑞祥針織公司董事長。1975年返回臺北居住于北投區孫公館。2004年黃埔軍校建校八十周年，海內外黃埔后人爭相舉辦紀念活動，因系唯一健在一期生為最佳活廣告。但媒體行為均被其一概回絕，其認為年事已高，昔日同袍和部屬都相繼凋零，音信幾乎與世隔絕。2007年5月25日因病在臺北逝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最后一位辭世學員。臺灣著名影星秦漢(原名孫祥鐘)是其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