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蔣介石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演。“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通過一種類似復古的意識形態教育，蔣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統一國民思想。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進行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做了極為詳盡的說明，所有言論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

193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規定從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國民政府新鑄造的銀幣，從而徹底廢除從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亂不堪的銀兩。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給新的民國政府以支持。當時全球爆發的經濟危機迫使美英放棄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銀出口，使并非產銀國的中國金融和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為此國民政府再次痛下決心，廢除銀本位制，于1935年開始發行法幣。從此中國經濟不再隨世界市場銀價的變動而波動，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恢復。

日本人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曾說，“中國如無1935年之法幣政策，則無1937年之抗戰”。無論如何，經濟的回升讓蔣介石有能力在軍事上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建立國防軍事力量和工業力量，并打造裝備德式武器，實行德式訓練的中央軍。而他們正是在淞滬抗戰中與日軍作戰的主力部隊。

余子道歷數了國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設，從經濟到文化，從社會到意識形態，顯示出一個試圖發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負和作為。“所有這一切客觀上的機遇和主觀上的努力，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與繁榮。”

蔣介石當時利用對紅軍的圍剿，看到了一個統一全國的歷史契機。武力和地盤就是生存的資本，這是中國近代戰亂的根源之一。自從袁世凱倒臺、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以來，中國軍閥割據的實質卻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國民政府的軍令政令依然無法在許多軍閥擁有實際兵權的省份傳達和執行。在軍閥混戰、北伐統一的20年代過后，川、桂、滇系的軍閥們對于蔣介石的警惕甚至超過了對日本人的擔心。對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除了紅軍，各地軍閥割據勢力是他渴望解決的問題。

“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紅軍長征給了他一個統一西南的機會。當1935年1月紅軍進占遵義后，在第五次圍剿中為國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薛岳率領10萬中央軍繼續追擊紅軍，名正言順開入了貴州，順利地讓中央政府結束了王家烈在貴州的軍閥統治。

然而對于全國各地的軍閥勢力來說，蔣介石的作為可以說是路人皆知。就在貴州的鄰省，為著時刻防范南京國民政府“吞并”自己，廣西省政府領導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種更加開明的姿態和進取精神，推行“新廣西”的發展。作為蔣介石老對手，蔣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關。但1928年蔣介石統一全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鄉廣西。李、白二人以鄉土為根據地，在全國廣招人才，通過實行民團制度，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稱為“模范省”的廣西，“到處都可以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入廣西就像進入一座大兵營”。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中國舉國動員抗戰，廣西在短短一個月左右時間便動員編成四個軍，共40個團，成為當時最迅速調動部隊奔赴前線作戰的省份。桂軍五個師后來參加“八一三”淞滬浴血抗戰，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廣西，功不可沒。然而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結束軍閥的割據，中國實在沒有辦法抵抗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