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中國現代教育史、文化外交史，還是電影史上，厲麟似都是一個很有分量的人物。他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語言學家和文化外交家，也是我國電化教育的奠基人和中歐教育文化交流的先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位斐然成家的留日學者還是一位抗日斗士。抗戰(zhàn)時期，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響了大批的文化人，他的軍事研究成果在抗戰(zhàn)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厲麟似(1896~1970)，原名厲家祥，字麟似，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出生在江南書香世家，父親厲良玉是晚清金石書畫名家，高高祖厲鶚是清代詩壇領袖，三位兄長厲綏之、厲爾康和厲瀛程也都是民國時期響當當的人物。據載，厲麟似家族是周朝開國名相姜子牙的后裔。厲麟似既出身于名門世家，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家庭熏陶，打下了十分扎實的國學功底。在杭州府中學堂就讀時，與徐志摩和郁達夫是同窗，并結為摯友。1915年畢業(yè)于同濟大學語言科后，厲麟似赴日本上智大學留學四年，回國后又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了官費赴德留學生，在德國期間先后獲得了德國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與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厲麟似在留洋的十余年間結識了周恩來、朱德、林語堂、陳寅恪等一批留德學人，并接觸到了很多西方的進步思想。這些都為他日后走上與日本侵略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之路埋下了伏筆。

學成歸國后，厲麟似積極投身國家教育事業(yè)與文化外交事業(yè)。1932年，厲麟似代表國民政府赴歐洲考察教育，回國后積極投身教育建設與中歐文教事業(yè)的交流與合作，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yè)的改革與中歐文化交流。他分別與蔡元培、朱家驊、陶行知、陳立夫等人一同發(fā)起創(chuàng)立了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德文化協會、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等民國時期較有影響的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期間，他曾先后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等職，并兼任國民政府電影檢查委員會常委、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中德學會董事等職。

作為國民政府時期電影行業(yè)的最高行政官員之一，厲麟似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最新思想與技術成果，并對我國電影行業(yè)進行了改革。他積極推行教育電影，為國產影片制定標準，抵制不良影片;他大力發(fā)展民族電影事業(yè)，為拍攝國產優(yōu)質教育影片積極籌資，舉辦優(yōu)良國產影片評選，并首次提出了我國電影的分級制度;他積極推介《漁光曲》、《三個摩登女性》等優(yōu)質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jié)，并引入了一批國外的優(yōu)秀教育影片;他還與陳立夫等人一同編纂發(fā)行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中國電影年鑒(1934)》。

1936年，厲麟似翻譯出版了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將軍的代表作《一個軍人之思想》。該書在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他曾受友人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之邀為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后又聽取了蔣百里的建議，舉家由南京遷至上海，全力助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在八年抗戰(zhàn)期間，厲麟似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多數研究成果他都沒有署名，所以他的名字在軍事教育領域并不像蔣百里那樣為大眾所熟知。

抗戰(zhàn)爆發(fā)初期，厲麟似與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fā)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是當時抗日救亡團體中最具影響的組織，在組織文化人為抗日救亡運動作貢獻，利用文化人的思想影響普通民眾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該協會還主動進行國際宣傳，擴大了中國人民抗戰(zhàn)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并發(fā)揮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戰(zhàn)的作用。作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chuàng)始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fā)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并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此外，厲麟似也被吸納到被國民政府當局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中。該組織領導和協調上海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期間，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zhàn)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淞滬會戰(zhàn)的失利，日軍侵占上海華界，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與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也隨之解散。

上海“孤島時期”，厲麟似仍堅守在“孤島”，為國家努力培養(yǎng)抗日戰(zhàn)線上的文化精英。厲麟似當時住在英美租界內的西摩路，屬日軍勢力未及而英美等國控制的地區(qū)。他生活上雖然清苦，但尚可維持，工作之余時常接濟逃往上海的猶太難民，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這一時期，厲麟似應友人何炳松之邀，任教于暨南大學。已在教育研究領域負有盛名的厲麟似，當時完全可以轉往大后方，在相對安全的環(huán)境中繼續(xù)他的學術道路，但是為了給國家和民族培養(yǎng)出更多良才，他毅然放棄了學術研究工作，將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養(yǎng)學生上，并鼓勵學生精忠報國，堅決抗日。他忍受著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和艱難的生活環(huán)境，繼續(xù)留守在“孤島”上的暨大。

1942年日軍進占租界上海全面淪陷后，暨南大學遷離了上海，而厲麟似卻仍留在上海，面對空前險惡的環(huán)境，與侵略者進行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因厲麟似是當時的社會名流，曾身居教育部要職，又曾留學日本，日本侵略者與日偽當局曾多次試圖拉攏他，并采用各種腐蝕誘惑的手段逼他出來為他們做事。日本人對厲麟似說，只要他合作，可以給他安排教育部部長或考試院院長的高位。面對威逼利誘，厲麟似不卑不亢，找出了各種理由推脫。他曾暗下決心，決不能為日本侵略者服務。他深信抗日戰(zhàn)爭終會勝利。厲麟似不卑不亢，非暴力不合作的態(tài)度令日本人也無可奈何。據厲麟似兒子，我國資深外交官、著名國際法學家厲聲教先生回憶，上海淪陷期間，父親常和他說，自己只是一介書生，不能向兩位兄長那樣一位救死扶傷，一位從戎抗日，他所能做的就是與日本人的“非暴力不合作”，并竭盡所能為國家多培養(yǎng)一些人才。

厲麟似認為，非暴力并不意味著向侵略者屈服和妥協，真正的強大不是來源于暴力，而是來源于非暴力，來源于內心與思想。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于甘地，而又有別于甘地。厲麟似認為，只有當不具備暴力抗爭的能力時，才應選擇非暴力抗爭。他并不反對以武力對抗侵略者，甚至認為武力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他始終堅持認為，文化知識界人士不宜采取暴力抗爭的方式對抗日本侵略者，而是應該避實擊虛，以長擊短，發(fā)揮文化人的優(yōu)勢，用非暴力的方式迂回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抗爭。這段時期，厲麟似默默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厲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也影響了上海大批的文化人。教育家錢均夫、歷史學家呂思勉、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響，在面對敵人威逼利誘時表現出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智慧與膽識。

厲麟似因堅決不與日本侵略者與日偽政府妥協，導致家中連基本的生活也難以維持，進而妻離子散。其子厲聲教在《追憶老上海的抗戰(zhàn)歲月》一文中回憶道：“這段時期的艱苦生活對我的身體產生了終身的不良影響，本是地道上海小姐的母親后來也因為在上海生活實在困難帶著弟弟、妹妹一同遷居杭州了。”在這段妻離子散的艱難歲月里，厲麟似并沒有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統(tǒng)治和高壓政策所壓垮，他懷著一顆精忠報國的心，在一個個饑寒交迫的日子里，默默地為國家燃燒著他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生命的微光。

“夜黑如許，黎明也就不遠了。”這是厲麟似在抗戰(zhàn)期間常說的話。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不能孤軍奮戰(zhàn)，必須聯合蘇聯及英美等國的力量，若此，中國的最終勝利與日本的最終戰(zhàn)敗將是必然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歷史從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1949年上海解放后，厲麟似又重新回到了久違了的，畢生鐘愛的文教崗位，繼續(xù)為國家作育英才。在擔任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教授期間，他為新中國培養(yǎng)出了大批高端外語人才，直到自己半身癱瘓，臥床不起前，他都一直堅守在自己為之奉獻畢生的教育崗位上。1970年10月，厲麟似這位半生縱橫捭闔，育人無數的一代文化外交家、教育家就此與世長辭，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