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為進一步充實部隊的骨干力量，1936年年底，宋哲元聘張壽齡為教育長，成立了以培訓大、中院校學生的軍事訓練團。宋哲元自兼團長，軍訓團分西苑、南苑兩分部，于1937年1月正式開學。父親孫麟(字伯堅，晚年用名壽仁，黑龍江呼蘭人。此時任二十九軍軍官教導團教官，少將軍銜)于1936年春從南京到北平參加二十九軍。當時，二十九軍在南苑成立了軍官教導團積極培訓干部，副軍長佟麟閣為軍官教導團團長，父親任軍官教導團戰術教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了。后來據父親回憶，那天清晨，他執教的軍官教導團和學生軍訓團都正在大操場出操，突然聽到西邊傳來槍炮聲，日軍的飛機不停地在空中偵察。南苑的二十九軍部隊當即投入備戰狀態。7月16日，宋哲元頒布“戰字第一號命令”，部署軍官教導團為“右地區隊”，由徐以智出任該團團長。17日開始，父親率軍官教導團所有成員和原特務旅的兩個連，在大紅門一帶構筑防御工事，但19日又接到命令將防御工事拆除。佟麟閣副軍長帶軍官教導團進行軍事演習時曾埋下了大批地雷，因為局勢變化太快，地雷沒有來得及拆除，僅僅在地圖上標出了雷區，卻不料日后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時南苑的守軍，包括三十七師一部、佟麟閣副軍長率領的軍部機關人員和軍官教導團、特務旅孫玉田部兩個團、騎九師鄭大章部的一個騎兵團，還有“一二·九”運動后，由入伍參軍的熱血學生組成、還沒有發槍的一個學兵團。由于日軍在華北平津一帶頻繁地調兵遣將，7月20日，佟麟閣副軍長遂令在南苑軍營外挖掘戰壕，清理營園外400米以內的高粱、玉米青紗帳，令父親率軍官教導團和特務旅擔任南苑的正面防務，阻止由黃村向南苑進犯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偽軍。

27日，日軍準備進攻南苑。當時宋哲元已經認識到南苑的防御不足，命令預備隊趙登禹一三二師迅速進駐南苑。急于赴戰的趙登禹到達南苑時，他身邊只帶了一個團，一三二師的另兩個團剛到團河即與日軍遭遇。日軍就是選擇此刻開始攻擊的。

到28日凌晨4點過后，日軍發動了第一次進攻。當時南苑本質上算是一個兵營，但兵營的外墻在日軍第一批炮彈的打擊下就被擊倒。守軍的陣地，就設在院墻外面的戰壕里。日軍沖向南苑守軍的時候，就在南苑守軍陣地前方，紛紛踩上了那些還沒有拆除的地雷，造成了一定傷亡。雖然受挫，但日軍仍然向前沖鋒，我學兵團將士躍出戰壕，和敵人展開了肉搏。雖然一部分日軍沖進了南苑兵營，因為天黑，他們各自為戰，沒有統一的指揮。佟麟閣率領軍官教導團和特務旅一部及時趕來反擊。在白刃戰中，二十九軍的老兵都專門練就破日軍刺刀的刀法，近身格斗極有威力，包括學兵團都人手一口大刀和敵人廝殺，成功擊潰了日軍的第一次攻擊。日本方面的資料也認為，二十九軍的防御工事是雙層布設的，第二線陣地比第一線陣地地勢稍高，火力配備幾乎沒有死角。即使換了他們，也不能比二十九軍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

日軍第一次攻擊失敗后，28日拂曉，日軍飛機飛來轟炸，南苑在炸彈爆炸聲中變成了一片火海。沒有防空經驗的二十九軍守軍損失慘重，通訊系統完全被摧毀。大概8點左右，日軍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發動了第二次進攻。南苑守軍頑強抵抗，但是攻擊的日軍迅速攻占了二十九軍的第一線陣地，外壕被日軍多處突破。

宋哲元感到守軍難以支撐，于28日上午下令趙登禹率部撤離。而這一命令的內容，包括趙部的撤退路線，早已被時任冀察委員會委員的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向日軍出賣。由于南苑通訊系統都被日軍摧毀，導致聯系中斷，只好用傳令兵傳令。各軍接到命令的時間不一，遂一邊獨自為戰，一邊向城中撤退。這時，由于掌握了二十九軍的詳細情況，在通往北平的道路上，日軍已經在南苑守軍撤退的路上設下埋伏。他們把機槍架在了道路兩邊的田地和村莊中，靜候著退下來的南苑守軍。

下午4時，南苑撤退下來的守軍在大紅門一帶落入日軍伏擊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沒有組織，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皆殉國于此。南苑守軍七千多名，最后傷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這里損失的。父親他們也遭到猛烈的掃射，他率領著部分教導團官兵交替掩護且戰且退，最后終于隨著以鄭大章為首的殘部突出重圍退回北平。學兵團1700人中，活著回到北平的，僅僅剩有600人，戰死在南苑這塊土地上的學生，沒有多少留下姓名。

28日夜間，宋哲元下令二十九軍全線南撤。可是，漢奸并沒有就此罷手。他們為日軍提供了詳細的黑名單。當父親隨殘部退回北平到家后，已是晚上7時許。當時我們家住在北平白米斜街西口11號，記得小院里還有棵大棗樹。自從父親在二十九軍就任軍官教導團戰術教官后，每個星期回家一次。可是“七七事變”以來忙于軍務一直沒回家。

30日一大早，當地派出所有良知的所長就匆匆趕來，告訴父親趕快撤離北平，說日軍正在全城搜捕他。母親讓父親先走。父親燒掉了家里和部隊有關的文件后到前門火車站，在相識的鐵路工人幫助下乘火車去天津。

4天后，懷孕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也撤往天津。她們剛剛出了胡同口，就看見漢奸帶著日本人向家中的方向去了。幸好，兩輛人力車停在胡同口，母親立即拉著孩子們上了車。在路上母親帶著孩子們受到兩次盤查，好在準備的“證明”一應俱全，又放了幾個錢在“保安隊員”手里，才得以安全通過。母親由于過度緊張，剛到天津就流產了。

在天津會合后，父親把家人匆忙安排在法租界住下，就急匆匆追趕部隊去了。母親帶著一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難，后來由于一位從事抗戰工作的趙姓先生每月給母親送來一些生活費，全家才得以維持。直到1938年的六七月間，母親才得知父親已經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安排到已遷往長沙的陸軍大學當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