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江左的陳王朝的滅亡固然有其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不外三個方面：

陳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爭權奪利，抵消了抗御外敵進襲的能力。陳后主沉迷酒色，放縱淫蕩至幾乎不理朝政的程度，朝中的大權，皆操于江總、施文慶、沈客卿、孔范等人之手，這些人專以諂媚營私、爭權奪利、排斥忠良為己任。這樣，以陳后主為首的統治集團已處于醉生夢死、坐以待斃的昏昏然之中。當隋大軍壓境之時，陳后主還與滿朝文武共慶初一元會。當京口守軍受到隋軍的進攻，緊急向陳后主告急時，陳后主竟置之不顧，繼續飲酒作樂。將軍蕭摩訶請求率軍出戰，后主亦不答應，其昏庸愚笨至此，自然難逃滅頂之災。

陳王朝面對隋軍的進攻，雖戰略上處于被動守勢地位，但隋軍渡江總兵力至雙方最后決戰時仍不足6萬人，而陳軍此時尚有10萬之眾，若陳能部署得當，調度有方，拼力死戰，勝敗屬誰，則定當別論。但陳王朝在戰略指導上卻一錯再錯，坐失戰機。當隋將賀若弼僅率8000士卒進擊京口，勢孤力單之時，陳后主如采納將軍蕭摩訶的建議，令其率軍猛擊，賀若弼部必然兇多吉少;當隋軍初步形成對建康的包圍態勢之時，陳后主又拒絕了將軍任忠、司馬消難等人斷敵退路，持重待機，堅守拒戰的建議;當決定與隋軍最后決戰時，陳后主竟將10多萬大軍排成一字陣勢，綿亙20多里，不指定將帥，各軍互不相屬，進退攻守各不相知。終于被隋軍各個擊破，使自己的優勢之軍，眼睜睜地化做了敗兵之旅。

文帝早在決心滅陳之前，便秘密征詢一些親信大臣的意見，多方進行謀劃，使陳每每中計，形同隋軍手中的“玩偶”。大臣高顧提出的破壞陳國農業生產和派間諜潛入江南燒毀陳軍的儲糧以及多次乘陳國收割莊稼之際，擺出調集兵馬佯示大舉渡江以麻弊懈怠陳軍的種種謀略，均在滅陳戰爭中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大臣崔仲方所獻滅陳分為上中游和下游兩個戰略方向作戰的計劃，使陳國從戰爭開始即陷于大江上中游不利救援京師，京師也不利派兵增援上中游的極為被動的境地。將軍賀若弼以演習和沿江狩獵成功地造成了陳軍的錯覺，更是令人稱奇。而陳軍竟不懂“兵不厭詐”的基本常識，一而再、再而三地中計受騙，其兵敗國亡自然也就屬順理成章之事了。

此戰是繼晉滅吳之后，中國戰爭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渡江作戰。隋朝水軍雖然不象西晉滅吳時“王浚樓船下益州”那樣聲勢浩大，直搗石頭城，但也在戰略上起了牽制和配合作用。在8路大軍中，3路是水軍，1路是水陸聯軍。楊素率領的水軍出水安沿長江東下，在楊俊率領的水陸軍配合下，斬關奪隘，攻城略地，占領了長江上游的廣闊地域，牽制了上游的3萬陳軍，戰船千艘，使其無法東援建康。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王世積統率的水軍居中策應，控制了江西地區，從建康的西南側翼直接配合主力攻占建康。燕榮一路水軍則進行遠程戰略迂回，掩護主力的東南側翼，并造成對陳都的合圍之勢。左仆射高穎也率一部水軍迫降了護衛京城的陳朝水軍。總之，幾路水軍都以自己的出色行動為最后決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