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因為制空權操于敵人，我方之陸、海軍之活動完全受了限制。空軍更不敢白日活動，只能在夜間出襲。陸軍若是白日行動，因無空軍之掩護常受敵機轟炸騷擾而前進困難。當時之情形，在白天不但陸、海軍缺乏空軍之掩護活動極難，就是戰場指揮官也在白日行動甚為不便，因為敵機只要見有車輛活動便盲目掃射。

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蔣委員長之命赴第三戰區視察。汽車由南京出發，行至昆山附近時天剛拂曉，為預防敵機襲擊，我們取下吉普車車篷，我監視頂前上空，其他隨從人員監視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敵機數架由云層中急降而下，幸而我們事先有所準備，立即跳車，快步藏于公路兩旁之稻田或樹林中。剛一離車，車身便被敵機機槍掃射命中，損害不重，待敵機過去，我們才繼續向上海前進。

淞滬抗戰時，我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常奉命至前線視察戰況。是時，馮玉祥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是副司令長官。我第一次抵達前線時，禮貌上先拜會戰區長官，馮不在，我以為馮外出巡并不在意，與顧副長官討論戰況、敵情后而至前線視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線視察，我照例拜會馮玉祥，他還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顧副長官說：“委員長要我前來慰勞他，并聽取他的意見，何故兩次不見？”

顧說馮因為怕空襲，白天不在戰區長官部，住在離上海約一百五十里路之宜興張公洞，除偶爾夜間到戰區長官部，白天從未來過，私章交給顧副長官，公事由顧處理。顧告知我，如要見馮，非至宜興不可。遂乘汽車專程至宜興見馮，車行約二小時抵張公洞與馮相見。張公洞是石巖洞，面積甚大，可容納一二千人。我轉告委員長慰勞之意后，馮未有何表示，我當時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戰區之部隊都是中央部隊與西南部隊，馮指揮不靈而不到戰區？我回至南京與何總長（應欽）商量，我以為西北部隊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孫連仲、劉汝明、馮治安等有愛國之熱誠又是馮一手造成之部隊，他們對程潛之指揮素來不大接受。不如在黃河以北、山東北部、河北等地，開辟一新戰區--第六戰區，由馮負責，兵力若連同韓復榘部至少有十五萬人以上。

何總長同意我的說法，我們遂向蔣委員長建議，也蒙采納。我征求馮之意見，馮亦很高興。詎料命令發表不久，馮剛乘津浦路北上，韓復榘即有電到中央反對此事，寧愿隸屬第五戰區（戰區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經發表，而韓復榘又表示反對，只好將韓之一部不納入第六戰區。給韓以山東省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馮就職不久，宋、石等西北軍紛紛向中央密電反對，過去宋、石等在程潛之指揮下雖不太受命，然情況尚稱良好，如今對馮甚畏懼而不信任，則事態更形嚴重。

宋、石等為馮舊部，所以反對他有其道理，譬如馮畏敵機轟襲，指揮所每日換地點二三處，每當換一次地點，全軍的通訊網便需變更，所以各軍常與指揮所失掉聯絡而無法報告軍情。由此可見他怕飛機是事實，在第三戰區時如此，到了第六戰區還是如此。

各方反馮之密報皆直接上達委員長，委員長衡量如此發展下去，影響很大。一日召見我，告訴我各方之反應，委員長說：“解鈴還是系鈴人。”要我打電報請馮回京。

馮回到南京，委員長授意我向他轉達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辭職，當我轉告馮，幸而他無異議接受，可見馮在第六戰區一定遭受困難，才肯辭戰區司令官之職務，專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職。馮解職后，第六戰區之部隊分散至各戰區中，當時之各戰區計有：第一戰區（司令官程潛），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第三戰區（司令官委員長兼），第四戰區（司令官原是何應欽將軍，后改為張發奎），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戰區改設在武漢。

淞滬會戰時，軍隊高度表現了大無畏之精神，人民所表現的也是慷慨捐輸。凡部隊所需要的無論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鐵絲網等無不是無條件貢獻，這種愛國熱誠無形中鼓舞士氣不少，至今猶令我深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