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千余名陜西軍人在黃河灘邊與日軍肉搏之后， 跳進黃河不愿被俘。這本該如“狼牙山五壯士”、 “八女投江”一樣深入人心的抗戰(zhàn)往事， 卻直到近年才被民間人士一點點從歷史的長河中打撈出來。

公元1939年夏天麥子黃時，陜西山西交界處黃河灘上，殘陽如血，黃河聲咽，熱風獵獵。800個陜西冷娃與日軍肉搏之后，走投無路，不愿受辱，寧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紛紛跳入眼前泥湯似的黃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桿刺穿一名日軍，將其壓入黃河底，同歸于盡，西北軍旗幟在水面上獵獵招展……

這是張君祥等陜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紀實文學《立馬中條》中的描寫。陜西作家陳忠實在該書序言中著重引述了這一壯烈圖景。“陜西八百壯士跳黃河”這段“歷史”，首次以帶有文學色彩的演繹始為更多人所知。

“陜西冷娃跳黃河”是否確有其事？到底是800人還是多少人跳了黃河？他們是一起跳入還是以怎樣的形式？這樣一段往事為何被淹沒多年？

177師臂章

譯電員的秘密

“過幾十年形勢變了，這件事可能會震動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縣謝村人車國光對朋友王華興說。

車國光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中尉機要參謀和譯電員。第四集團軍前身是參與過“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帶領的陜軍17路軍。軍中的戰(zhàn)士絕大多數(shù)為陜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萬陜軍駐守山西中條山、黃河沿岸抵制日軍。陜軍跳黃河，就發(fā)生在中條山保衛(wèi)戰(zhàn)中。

作為一名譯電員，車國光曾在后方親歷中條山保衛(wèi)戰(zhàn)最慘烈的“六?六戰(zhàn)役”，掌握了不少電文信息。陜西兵娃“跳黃河”的慘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釋懷。

山西與陜西以黃河為界，而黃河東岸，則有一座山脈，叫中條山。1937年，日軍在占領南京以后，蔣介石帶著國民政府前往重慶。阻隔日軍西進陜西、攻占重慶的正是黃河與中條山這兩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蔣介石調(diào)集第四集團軍東渡黃河，赴山西南部中條山、黃河沿岸狙擊日軍。日本媒體刊登漫畫稱，蔣介石此舉一石二鳥，一是讓這支“雜牌軍”守黃河，二來也是消耗這支自己一直有心結的部隊。

1939年至1941年，陜軍在中條山抗戰(zhàn)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匱乏，損失慘重，但一直死守陣地，被稱為“中條山鐵柱”，卻很少受到當時政府的嘉獎，也極少登上當年的報端。

“六·六戰(zhàn)役”是“中條山抗戰(zhàn)”中最慘烈的一場戰(zhàn)斗，日軍出動3萬人部隊，發(fā)動9路分割包抄，飛機大炮轟炸，來勢洶洶，目的是奪取黃河軍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經(jīng)過13天激戰(zhàn)，最終，陜軍兩萬多人以犧牲8000人的代價守住了陣地。

“跳黃河”就發(fā)生在戰(zhàn)斗過程中、未能突圍或被逼上絕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戰(zhàn)最艱苦的時候，為鼓舞士氣，“勝利”被“放大”，而慘烈的犧牲代價則被有意地“忽略”了。壯烈的陜軍跳黃河，在當時就被有意識地“忽視”了。

抗戰(zhàn)勝利后，車國光加入胡宗南部隊。國民黨撤退時，他沒有跟去臺灣，成為“俘虜”，后經(jīng)思想改造，到鐵路上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車國光參加過“胡宗南”部隊的“舊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當了幾十年農(nóng)民。“文革”期間，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隊當譯電員時救過共產(chǎn)黨員，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對“過去”的歷史從此閉口不提。

“文革”結束后，車國光被平反，成為垣曲縣政協(xié)委員。他曾親歷過抗戰(zhàn)，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寫過不少關于共產(chǎn)黨在38軍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個不能說的秘密。

上世紀八十年代，車國光認識了垣曲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華興，兩個人漸漸變成知己。車國光對王華興講起“六·六戰(zhàn)役”和陜軍“跳黃河”的事。

王華興家就住在黃河邊，“六·六戰(zhàn)役”的時候，他八九歲，也聽過大人們說“黃河上漂尸體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當一個可怕的傳說，如今聽車國光一講，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黃河。

震驚之余，王華興鼓勵車國光：你應該把自己知道的寫下來啊，寫吧，不會有問題的，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車國光首次將自己的這段回憶記載在《垣曲文史資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時許，進攻九十六軍敵之主力將我一七七師壓迫于方家村、許八坡、老莊黃河沿岸，經(jīng)白刃戰(zhàn)兩小時，因眾寡懸殊，損失慘重。該師除一部分由陳師長率領向敵后突圍外，大部分經(jīng)過肉搏以后跳入黃河，壯烈殉職官兵計一千五百余人。

這段文字很短，且僅作為內(nèi)部資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車國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對王華興說：“過幾十年形勢變了，這件事可能會震動世人的。”

根據(jù)車國光口述，王華興又整理寫出一萬字的《中條山血戰(zhàn)》。后被收入陜西省戶縣出版的人物傳記《趙壽山將軍》。

“我一直希望這段歷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黃河的戰(zhàn)士的后代，他們將來一定會來找自己的親人的。”王華興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1940年4月，侵華日軍向山西省中條山第四集團軍發(fā)動了新一輪大掃蕩。 此役后稱為“望原會戰(zhàn)”。圖 Fotoe 片山 攝

民間的追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逐漸從多年政治運動中緩過勁來。黃河以西的陜西，不少家庭開始尋親。尋親者的父親、叔叔、兄弟都是參加國民革命軍隊伍抗戰(zhàn)隊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橋區(qū)是原第四集團軍軍長孫蔚如的老家，這里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都知道，當年村里很多年輕娃跟著孫將軍的部隊到山西中條山打仗去了。

和孫蔚如“沾親帶故”的張君祥家就有9位親人參軍，回來了7個。聽老人們一說，他才知道，山西有個“中條山”，很多陜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尋訪老人的過程中，張君祥首次聽說：中條山抗戰(zhàn)時曾有很多士兵在戰(zhàn)斗中跳黃河，不是幾個，幾十個，而是成百上千個。2004年，他和另外兩位陜西本土作家徐劍銘、郭義民共同出版紀實文學《立馬中條》，首度全面披露“中條山抗戰(zhàn)”細節(jié)，由陜西著名作家陳忠實作序。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學老師張恒開始給自己妻子的外爺楊世伍尋找當年犧牲的“檔案”和證明(證明其確系犧牲在抗日戰(zhàn)場上)，因為當時有風聲說，原第四集團軍38軍的戰(zhàn)士因后來起義，可以作為革命烈士對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許多年的“國民黨軍官家屬”帽子。

在給張恒的“犧牲證明”里，一位楊世伍當年的老戰(zhàn)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場慘烈的“六?六戰(zhàn)役”中，自己曾經(jīng)和戰(zhàn)友“撲入黃河，免遭被捕受辱”。張恒第一次知道，“還有這事？”

在張恒看來，那么多陜西兵娃，不論是為求生還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軀跳入黃河并犧牲了年輕的生命，他們都是值得被記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這樣耳熟能詳?shù)南攘沂论E，他們同樣應該被后人記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張恒聽說，他在一本名為《趙壽山將軍》的書中看到過關于“跳黃河”的詳細描述，作者是王華興。張恒很高興，在論壇里發(fā)帖尋找王華興，竟然被王華興侄女看到了。

那時候車國光已去世，但王華興已掌握了很多資料：那一仗日本人準備得很充分，火力很強，我們的部隊都被打散了，彈盡糧絕。陌南鎮(zhèn)跳黃河的，大多數(shù)都是從西安來的‘學生兵’，他們是96軍177師的候補力量。這些學生兵思想進步，但還沒上過前線，甚至還沒學會打槍，很多人連武器都沒有。他們第一次上戰(zhàn)場，就被日軍分割包圍，赤手空拳，走投無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黃河……

車國光和王華興的文字證明和口述歷史讓張恒更加確信，“跳黃河”確有其事。1998年開始到2010年，張恒帶領學生歷時四個年頭，跑遍山西黃河邊當年戰(zhàn)場所在的村莊，尋訪了上百位還在世的老人，希望能還原那段跳黃河的歷史。

三門峽人門、鬼門、神門原始照片。陜軍跳入黃河后的遺體，曾聚在此處。此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黃河邊的記憶

翻開山西地圖能看到，黃河在中條山之南，自西向東流淌，而中條山南麓的縣城，自西向東為芮城、平陸、垣曲。“跳黃河”就發(fā)生在芮城和平陸之間的黃河灘、斷崖邊。張恒沿河走過，發(fā)現(xiàn)這一代還有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甚至“老兵”記得當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戰(zhàn)記憶還沒有被徹底遺忘。

黃河上游芮城縣陌南鎮(zhèn)坑南村，退休教師張鐵錚講了父親張道生的故事。

張道生曾是一位老戰(zhàn)士，早年畢業(yè)于西北陸軍學校，抗戰(zhàn)時期曾任第四集團軍96軍177師話劇團團長、輜重連連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回鄉(xiāng)務農(nóng)，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動策劃人，歷次“社會主義運動”，如“大躍進”時代，“文革”時期，大型標語，墻壁宣傳畫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親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節(jié)，張鐵錚常見父親在村頭“碼頭崖”邊對著黃河燒紙錢，問他為啥在這兒燒紙，他什么也不說。父親一生不好喝酒，每當喝酒時就把酒灑在地上，說我不喝讓我那些兄弟們喝吧。

1988年張道生去世之前，才對張鐵錚說：“有朝一日國共再度合作時，也重視了這段抗日歷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們和后人不能忘了，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們都是從這一帶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陜西娃……”

“六·六戰(zhàn)役”時張道生正在洛陽集訓，回來后聽說兄弟兵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跳了黃河，許多士兵身上沒有槍傷，完全是處于絕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縷被染成紅色……

芮城縣大溝南村村民呂慶榮小時候和家人在黃河邊的窯洞里“躲日本”，見過幾十個跳進黃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纏子沿著崖邊伸出的樹綁著往下溜，中途卻被趕來的日軍打死。還有人抱著夏收的麥捆跳下崖……跳河的時候大罵日本人，還有人大喊“最后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平陸縣東張峪村村民李克明聽老人說，一個軍官騎著馬帶著夫人和孩子渡河，馬走到黃河中間時，一家人從馬背上跌了下來，只有一匹空馬浮到了對岸……

老兵胥繼武曾是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特務連連長，當年在老三門峽一帶保衛(wèi)司令部。老三門峽人稱“神門、鬼門、人門”，是個大漩渦，三門峽水庫修成后已被淹沒。上游漂下來的尸體到三門峽時，在漩渦里打轉(zhuǎn)停了下來。尸體早已發(fā)漲，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沖掉，面目不辨。胥繼武帶領連隊一百多戰(zhàn)士，流著眼淚打撈尸體，足有上千具……

隨著“見證人”的增多，張恒漸漸勾畫出當年“跳黃河”的詳細狀況：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縣的老莊村南窯、許家坡、方家村一帶大約有一千人跳黃河。主要為96軍177師的后勤人員、學兵隊。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鎮(zhèn)的馬家莊、沙窩渡、曲里的黃河灘和絕崖上，大約有500人撲入黃河或跳下懸崖。主要為96軍177師工兵營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陸縣張峪村、沙口村、窯頭村一帶，大約有一千多人的96軍177師和38軍47旅被圍官兵，在黃河灘上手拉手走入黃河，試圖渡河逃生，大多數(shù)人被黃河波濤吞沒。

1939年6月7日黃昏，平陸縣老縣城一帶和太陽渡有500余名38軍46旅官兵被日軍包圍，苦于沒有船只，找來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丟入河水后再跳入黃河，但因黃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沒。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趕而來的日軍機槍槍殺。所幸天色漸黑，極少數(shù)人因此僥幸生還。

位于山西芮城的“中條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