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8年起，八路軍和新四軍相繼進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等省平原地帶建立根據地。與山區作戰相比，平原作戰的難度顯然大得多，面對依托公路快速出擊的日偽軍，我軍該如何“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許多人一開始心存疑慮，但毛澤東在1938年《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確指出：“平地較之山地當然差些，然而決不是不能發展游擊戰爭，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據地。”通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中國軍民創造出一系列平原作戰樣式，尤其平原伏擊戰更是打得有聲有色。

巧用地貌出其不意

平原作戰與山地作戰的最大區別在于缺乏地理障礙作為依托，日軍的機動力和火力優勢能得到充分發揮，而我軍的隱蔽變得比較困難，新四軍名將彭雪楓提出：“從地形上說，雖然平原沒有大山以躲藏之利，卻有像山一樣的作為隱蔽活動的森林、村莊、溝溪、蘆葦、禾苗、青紗帳、起伏地。”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徐向前也在總結反“掃蕩”作戰經驗時指出：“(冀南平原)夏季有青紗帳，敵人的快速部隊不易活動;冀南多棗、梨、杏等果木樹，加上大面積的高粱、玉米等高稈作物，利我到處隱蔽，伏擊敵人。”

1939年2月，八路軍第386旅利用日軍受襲后必報復的規律，選擇在冀南平原的香城固設伏。香城固實際是帶狀沙河故道，洼地四周長滿紅柳和野棗樹，洼地以西靠近張家莊處是一道由西南伸向東北的大沙崗，長約1500米，高有幾米。香城固東北1.5千米處是莊頭村，與張家莊遙遙相對，構成天然的鉗形防御陣地，把地勢傾斜的洼地夾在當中。另外，此地距日軍占據的威縣僅有10余千米，八路軍敢在敵人家門口布陣，這是敵人預想不到的。

2月8日至9日，八路軍派出小部隊襲擊曲周、威縣等地，2月10日上午，駐威縣日軍第10師團第40聯隊補充大隊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強中隊，分乘9輛汽車出城“掃蕩”，八路軍且戰且走，于12時誘敵進入香城固地區。日軍遭到八路軍密集圍攻，由于身處洼地最低處，加之車輛陷在泥沼軟土里動彈不得，日軍無法發揮火力和機動力的優勢，結果200余人被擊斃，8人被俘，八路軍僅傷亡50人。

除了利用現有地貌，敵后武裝還發動群眾改造地形地貌。1939年1月20日，駐山東鹽山的日軍派出一個中隊(200余人)前往舊縣鎮設置據點，八路軍冀魯邊挺進縱隊決心在韓集村打伏擊。韓集位于鹽山至舊縣鎮公路東側，北距鹽山15千米，南距舊縣鎮5千米，該村院深墻高，村外又有土圍子，它的周圍還有馬杯家、韓沙洲等幾個村莊和一片樹林，易于隱蔽。擔任主攻的八路軍第7團趕到韓集后，連以上干部連夜察看地形，決定將公路南頭攔腰挖斷，在公路東西兩側和南頭三面構筑工事，等日軍一進伏擊圈就收攏口袋，來個“關門打狗”。

于是，部隊和當地群眾連夜挖溝，修筑工事，利用寨墻和天然道溝構成一道道火力網，同時還在公路兩旁挖了許多有深有淺的坑。21日上午，日軍鉆進伏擊圈，八路軍立即開火，頭一天挖好的坑收到奇效，日軍因為在公路上無處藏身，紛紛往坑里跳，有些坑里事先安放了地雷，敵人跳進去就上不來了，另一些坑雖然沒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淺，敵人跳下去伏在坑沿還擊，就把半個身子露在外頭，正好暴露于我軍槍口之下。戰至傍晚，日軍幾乎被全殲。

精細策劃精確打擊

由于平原地區交通便利，日軍遭襲時無論逃跑還是增援都比山地來得快捷，因此平原伏擊更講究精細策劃和精確打擊，張震上將總結抗戰平原游擊斗爭時曾寫道：“組織戰役時，不但要注意敵我對比，地形條件，更需要注意計算時間(接敵時間、戰斗時間、援敵到達時間)。”

1938年5月，新四軍第4支隊第9團進入安徽巢縣銀屏山區，從當地百姓處得知日軍經常來“清鄉”，蔣家河口是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該河口位于巢縣東南5千米，那里雜草叢生，蘆葦茂密，新四軍決定在此設伏待敵。戰斗前夕，新四軍偵察員化裝到日軍據點附近偵察，掌握敵人活動規律。5月11日下午，第9團抽調團偵察隊和第2營第4連、第6連一個排，秘密潛入蔣家河口。12日8時許，日軍乘兩艘汽艇向蔣家河口駛來，當汽艇靠岸之際，新四軍展開集火射擊，僅僅20分鐘內，艇上的20多名日軍全被打死，而新四軍無一傷亡。

1938年10月，為了切斷駐安慶和桐城日軍的聯系，新四軍選定兩地公路中段的鐵鋪嶺進行伏擊。鐵鋪嶺說是“嶺”，倒不如說是平原，地形缺乏起伏，能埋伏部隊的空間有限，因此新四軍只安排了兩個排又三個班的兵力參戰，而且明確規定：敵車隊規模太大不打，單車也不打，專打十輛以內的小型車隊，以求速戰速決。新四軍還專門安排了瞭望哨，規定信號：鳴一槍表示可打，揮動白手巾則表示不打并撤退。17日上午9時，日軍200多輛汽車開過鐵鋪嶺，伏擊部隊根據信號迅速隱蔽轉移。當車隊遠去后，我軍重新進入伏擊陣地。11時許，日軍3輛汽車駛來，新四軍果斷出擊，僅用半小時即全殲敵人，并于12時撤出戰場。幾十分鐘后，日軍派出5輛裝甲車來到戰場，卻一無所獲，只能漫無目的地開槍泄憤。此戰，新四軍擊斃日軍29名，自身僅傷亡5人。

真真假假虛實結合

遭到多次打擊后，日軍也變得謹慎起來，對可能遭襲的時間和位置加以注意，有時甚至企圖反咬我軍一口。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抗日軍民總能識破詭計，用更高超的策略消滅敵人。

1939年1月，駐山東東光的日軍藤井聯隊派兵前往燈明寺修建據點，八路軍連續出擊三次，挫敗日軍企圖。在第三次出擊中，八路軍夜襲日軍占據的村寨，接近拂曉時準備撤退，日軍卻故意在寨子里焚燒民房，屠殺村民，試圖引誘八路軍回村，趁機背后偷襲。八路軍索性來個將計就計，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有一連人馬埋伏在村外，等待時機攻敵背后。日軍以為八路軍中計，便兵分兩路圍住進村救火的八路軍，可沒想到自己背后卻殺出一大隊八路軍，結果很快敗下陣來。

1942年4月，日偽軍侵占江蘇海門縣的悅來鎮和三陽鎮，日軍急于向啟東縣推進，便強拉民夫趕修海啟公路。由于彈藥不足，新四軍直接攻擊日軍據點比較困難，于是新四軍第7團團長嚴昌榮制訂了“引蛇出洞”的計策。自那以后，第7團始終與日軍據點警備隊形成對峙，雙方駐地僅隔數千米，第7團每天出操上課，日軍以為新四軍缺乏攻堅能力，不把對方放在眼里，漸漸地開始熟視無睹。與此同時，第7團老是派出小分隊去破壞日軍修路工作，讓日軍十分頭疼。

6月3日上午8時，三陽鎮據點的160余名日偽軍押著大批民夫去修路。新四軍偵察員偽裝成農民在田間“勞動”，日軍立即前來抓人，“農民”向北奔跑，把日軍引入伏擊圈，數名日軍被打倒。緊接著，聽到槍聲的修路民工一哄而散，日偽軍也管不了這些，趕緊集中兵力沿路基周圍進行搜索，卻掉進新四軍設置的“大口袋”。經過半小時戰斗，日偽軍被全殲，我軍還繳獲一門九二式步兵炮。

發動群眾全民抗戰

中共抗日武裝之所以能在平原站住腳跟，一大法寶就是群眾路線。徐向前在1938年所著的《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文章中寫道：“游擊隊活動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條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與廣大人民的結合。游擊隊要自己能鞏固和發展，并進行機敏的靈活的動作，其主要條件是取得廣大人民的擁護與幫助。……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

正是依靠自發行動起來的人民，八路軍、新四軍才有了最堅實的基礎和后盾，呂正操總結冀中游擊戰經驗時說：“……冀中政權自村至專署皆依靠群眾游擊隊來掩護支持，縣有游擊大隊，區設中隊，村有游擊小組……游擊隊單獨作戰，經常打擊敵據點伸出之少數部隊，游擊小組則打敵人的零星部隊，給敵人的活動一個很大的限制，同時維護了抗日政權……冀中的自衛隊，除站崗、放哨外，還擔任通訊、擔架、送給養、送彈藥、破路、打狗，是男女都參加的。其次，除奸組織各地皆有，自衛隊設有秘密崗哨及武裝崗哨。再其次，生產有代耕、助耕，由群眾團體發動。”

1944年8月21日，新四軍浦東支隊的3個主力中隊駐扎在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朱家店以南的幾個村里，偵察員獲悉周浦鎮據點的日軍要到六灶、新場“清鄉”。接獲情報后，支隊長朱亞民決定打個伏擊戰，地點選在日軍必經的朱家店。朱家店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此地有河塘與棉花田，能有效限制日軍機動。此次“清鄉”的日軍是47人的小隊，在翻譯陪同下，日軍于10時許抵達六灶，吃完飯后趕往新場。雖然是在自己控制區腹地行軍，日軍仍不敢大意，派出3名尖兵在本隊前方20多米探路。事先布置在路邊田地里的群眾發揮了欺敵作用，他們面對日軍毫不慌亂，讓日軍放松了警惕。日軍穿過朱家店鎮，走過五灶港石橋后，全部進入我軍伏擊圈，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戰斗里，我軍殲滅日軍34名。此戰中，我軍良好的群眾工作不但體現在“演戲”的群眾身上，連日軍必經之地的偽區長、鎮長都被新四軍爭取，他們不僅及時提供情報，還在中午設宴拖住日軍，為我軍設伏爭取了時間。

而發生在1945年的三垛河伏擊戰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4月20日，盤踞寶應縣的日偽軍要調往周莊，新四軍決定在途中將其殲滅。經過調查，新四軍決定在三垛鎮以東、北澄子河邊新莊到野徐莊的狹長平原地帶組織伏擊。4月27日拂曉，新四軍秘密開進陣地，伏擊地周圍的老百姓聽說新四軍來打鬼子，不僅熱情地招待子弟兵，并保證不走漏風聲，民兵們還布置了秘密警戒哨，幫助封鎖消息。為了迷惑日偽軍，沿河商店照常營業，河上船只通行無阻，表面上風平浪靜。28日15時許，一無所知的日偽軍浩浩蕩蕩地進入伏擊圈，隨后的戰斗便毫無懸念了，1800多名日偽軍被報銷，偽軍團長馬佑銘當了俘虜。

就以往而言，平原并不適合開展游擊戰爭，更不要說在平原組織較大規模的伏擊戰了。但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武裝卻改寫了這一歷史，依靠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原則和充分發動群眾所形成的“人海”，八路軍和新四軍用一場場平原伏擊戰的勝利，讓廣大民眾看到了抗戰勝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