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勤和新四軍有著恩恩怨怨，韓德勤在蘇北抗日，與欲進入蘇北的新四軍發(fā)生沖突，說白了就是雙方搶地盤。這里要重點說的，是1943年3月新四軍打敗并俘虜韓德勤一事，重點講此次新四軍與韓德勤的沖突起因。

1943年3月17、18日，新四軍發(fā)起“山子頭戰(zhàn)斗”，殲滅了進入淮北抗日根據(jù)地的韓德勤軍，并俘虜了包括韓德勤在內(nèi)的國軍官兵千余人。按過去官方的說法，新四軍這次之所以攻打并俘虜韓德勤，起因是“1943年3月初，日軍掃蕩蘇北韓德勤部，新四軍好意讓其退入新四軍根據(jù)地躲避，但是韓德勤‘恩將仇報’，企圖侵入淮北抗日根據(jù)地中心區(qū)金鎖鎮(zhèn)、界頭集、山子頭(今均屬江蘇省泗洪縣)一帶。”因此，新四軍才決定進行“自衛(wèi)反擊”。

但這種說法，我想稍微具有一點思維能力的人，恐怕都會感到一絲懷疑。為什么呢？因為官方的史書前面也說了，1943年3月12月，日本集中日偽軍2萬多人掃蕩韓德勤，把韓德勤打得東躲西藏。既然如此，韓德勤自顧尚且不暇，怎么會在這種時候主動“招惹”新四軍，讓自己陷入被“兩面夾擊”的境地呢？韓德勤再蠢，也不至于非要在日軍掃蕩自己的時候主動去打新四軍吧？這實在是蹊蹺！

雖然本人很早就對這種說法有懷疑，但是因為材料所限、知識淺薄，卻也沒有什么有力的證據(jù)。近來，本人因查找其他事情的資料，偶然翻閱了東方鶴所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張愛萍傳》，事情的緣由豁然開朗。

《張愛萍傳》上冊第483頁稱，1943年3月日軍掃蕩蘇北韓德勤部時，韓德勤曾派出一個副官，聯(lián)絡當時駐守在淮安北蔡橋地區(qū)、時任新四軍第3師副師長的張愛萍，希望能在日軍掃蕩時撤到淮安蔡橋附近暫時躲避。張愛萍以蔡橋地區(qū)狹小婉拒，但裝作為韓德勤著想，稱可以讓韓軍“從我根據(jù)地邊區(qū)通過，進駐洪澤湖畔我新四軍四師防地，我可以通知他們迎接貴部”。韓部的副官返回復命后，韓德勤信以為真，回復張愛萍表示謝意，同意撤入新四軍四師的根據(jù)地暫避日軍鋒芒。

之后《張愛萍傳》第484頁寫到：“張愛萍不勝喜悅。他當即向新四軍軍部及四師師長彭雪楓發(fā)了電報，說明韓德勤近日即到，建議趁此機會鏟除后患，收編韓部。同時，通知邊區(qū)部隊為韓部讓道，并提供方便，讓其毫無顧慮地奔赴他的歸宿。……韓德勤部是遵照張愛萍的計劃行動的，其結(jié)果也基本達到了張愛萍的要求。韓部到洪澤湖畔，立足未穩(wěn)，就被四師擊潰，韓德勤被俘。”

后來張愛萍還就此事十分得意。《張愛萍傳》又寫到：后來，反“掃蕩”結(jié)束，華中局召開黨委擴大會。張愛萍與彭雪楓一見面就談起了此事。彭雪楓說：“你真會借刀殺人，對盛子謹是，對許知遠是，對韓德勤又是。”張愛萍說：“這又什么奇怪的？‘三十六計’中，明文標‘借’的就有‘借刀殺人’、‘借尸還魂’;沒有標借而實際是借的就更多了，像‘假道伐虢’、‘指桑罵槐’、‘以逸待勞’、‘趁火打劫’等等，無不是借。”

由《張愛萍傳》可知，韓德勤部受日軍掃蕩時，本來只是想到淮安蔡橋一帶暫時借地躲避，是蔡橋地區(qū)的張愛萍主動“示好”，讓韓部到更“安全”的洪澤湖畔的新四軍四師防區(qū)去躲避的，這并非韓德勤“入侵根據(jù)地”，而是張愛萍同意的。而且韓德勤回電話答應這種辦法后，韓部尚未動身，張愛萍就已經(jīng)主動聯(lián)絡新四軍軍部和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建議趁機“解決韓部”。也就是說，韓德勤部還未動身進入新四軍四師的防區(qū)，他要被“消滅”結(jié)局就已經(jīng)注定了。所謂“在日寇‘掃蕩’停止之后，韓德勤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突然侵占新四軍淮北抗日根據(jù)地的里仁集、陳道口等地區(qū)”的說法，顯然是“欲加之罪”。張愛萍后來，還向彭雪楓吹噓了一通“兵法”，以夸耀其“智謀”。顯然，韓德勤在被日軍掃蕩時入侵新四軍防區(qū)的說法是不成立的，而是新四軍故意假裝示好，設局算計韓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