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會戰是1943年夏季日本第十一軍為打擊中國第六戰區部隊進行的一次進攻戰役，日本機動利用兵力，用各個擊破的戰術重創中國軍隊第六戰區的第29集團軍，第10集團軍和江防軍，將掠獲的大批船只下行。鄂西會戰歷時月余，第六戰區以10個軍的兵力抗擊了日軍約5個師團兵力的進攻。日軍沿長江向上游進攻，第六戰區及友鄰部隊夾擊日軍，殲滅敵軍4000人

日軍戰報

戰后日軍的戰報中，聲稱會戰期間日軍共戰死1025人，戰傷3636人;被打死軍馬499匹，打傷280匹【注：《日軍在支那方面之作戰記錄》一卷上冊P149】。

國軍戰報

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外宣稱日軍被消滅25，830人【注：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自身傷亡僅1萬多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更是熱情洋溢的說：“敵第39師團、第13師團主力，及第3師團、第34師團、第58師團一部，均先后轉用于宜昌西岸地區。敵酋第11軍軍長高木義人(系橫山勇之誤)親至宜昌指揮，似有一舉攻占我第一線要塞，威脅恩、巴之企圖。我軍早有周密之準備，我最高統帥并手令江防守備部隊諸將領，明示石碑要塞乃中國之史達林格勒，為聚殲倭寇之惟一良機……當敵開始向我要塞外進攻時，我守備部隊沉著應戰，待敵陷入我之圈內，將其全部殲滅，故八斗沖、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戰斗，屢次進犯之敵，均無一生還。敵第39師團主力及第34師團之一部，幾全部被我消滅，而由偏巖竄占木橋之敵，亦被我消滅大半……所獲戰利品，亦堆積如丘……，此次進犯之敵，總兵力約達十萬之眾……其結果只贏得數萬具尸體無言凱旋，戰馬無辜犧牲于戰場者亦達三千余匹……”【注：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P133】。

戰后，陳誠點名表揚軍長方天，和師長胡漣，并擬升二人為任江防軍副總司令和18軍副軍長【注：《總統府機要檔案-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等呈鄂西會戰行獎懲電》】。1943年參加鄂西戰役中，七十四軍經石門對湘北松滋縣敵人側背攻擊，并截斷敵人之交通，此次會戰結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七十四軍軍長[3] 。

有一種說法是：到了1988年，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突然改口，承認第6戰區部隊在這次會戰中戰死23550人，負傷18295人，失蹤7270人，俘虜日軍88人;日軍死傷3500余人。其承認的陣亡數加失蹤數正好等于日軍點獲的國軍遺體數目。但據筆者查驗，據臺灣國防研究院編寫的《抗日戰史》第20章第188頁對鄂西會戰的描述來看，臺灣國防研究院否認了上述說法，其堅稱“敵軍并未達成擊毀我軍戰力之目的，反被國軍予以重大消耗”，其稱“我第六戰區，自戰爭開始，即依照預定計劃，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達石牌要塞，資邱南北線上，轉移攻勢。日軍倉皇撤退，遺棄軍資械無數，人馬傷亡五千眾，是則敵人擊毀我軍戰力并未達成而反被消耗。”【注：臺灣國防研究院《抗日戰史》第20章P188】。另外，蔣緯國也否認了上述國軍野戰軍被擊破的說法，與臺灣國防研究院的表態基本一致。這個“人馬傷亡五千眾”，臺灣國方研究院也說了，是依據日軍資料而來，且其并未公布國軍戰報。

還有一種說法是：抗戰時任第18軍參謀長的趙秀昆在《從運用檔案、回憶錄想到的》一文中提到：“1943年5月……下旬，(日軍)向長江南岸的18軍防守的石碑要塞進攻。六戰區盡其所有兵力增援18軍，但未能阻止住日軍攻勢……蔣介石急令六戰區留11師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關一線，組織新的抵抗。18軍18師在撤退中發現日軍已經趁夜全線撤走，向軍長方天報告……”等等。但這種說法是在偷換概念，國軍防守石牌的是第11師，不是18師。18師撤不撤，與堅守石牌的第11師沒有任何關聯。國軍第11師一直堅守在石牌，堅持到最后沒有撤退過，其他部隊比如什么18師的，那是其他部隊的事，他們的撤退與否不妨礙11師的堅守。

1943年6月15日，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向重慶拍發了一封密電：“……是役敵傷亡約3萬，死尸累累可數，傷斃騾馬3千余頭……我傷亡自濱湖作戰至鄂西會戰約4萬余人……”【注：《總統府機要檔案-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呈作戰情形電》】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出于宣傳需要，事后軍令部對外公布的戰報縮小了傷亡數字。戰后中宣部接待前線記者時，長官部雖表態能從三斗坪調2名俘虜與記者見面，但最后一名俘虜都沒有拿出【注：總統府機要檔案-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呈外籍記者對鄂西會戰映像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