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徽之這樣的混賬官，就因為他是瑯邪王家的人，長官反倒不敢來尋趁，居然還能升官，做到了黃門侍郎

這些士族把持了高級官職，但他們卻有一個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不能干活。這是一個很符合邏輯的結果：士族子弟養(yǎng)尊處優(yōu)，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撈個官當，長此以往，如何能有動力好好工作？有業(yè)務能力的人也不是沒有，但作為一個整體，士族官員是徹底的不稱職。

這些士族子弟熱衷的是做名士，而不是當能員。他們習慣于拿個麈尾，搖頭晃腦地談論老莊玄學，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前閱讀統(tǒng)計數(shù)字。他們沒完沒了地談天論地，沒完沒了地灌酒，不干正經事。本來他們愿意酗酒、窮嚼蛆，這也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對社會并無大礙，但是這些貨色霸占了高級政府職位。將政務交托給他們處理，怎么能讓人放心呢？

比如晉朝的名士畢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晉混了個吏部的郎官干，可是他唯一樂于投身的事業(yè)就是喝酒，因為喝酒耽誤公事那是常事。一個鄰居釀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興，讓人家的家丁抓了個現(xiàn)行，一根繩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芳鄰畢郎官，趕緊把他給放了。他公開宣稱自己的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這樣一個酒鬼怎能干好公務？可是該酒鬼的仕途居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在東晉接著當干部，還成了平南將軍溫嶠的秘書長。無法想象這樣一個立志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貨色能給上級提供什么幫助。

許多士族名流并非庸才，他們家學淵源，文化水準相當高，但他們更適合混沙龍、搞藝術，而不是去議事廳開會。比如王徽之，是書圣王羲之之子，極為擅長書法和繪畫，天資卓異，絕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像大多數(shù)士族子弟一樣，可能適合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適合當官。不過他出身瑯邪王家，按照特權當然能弄個官當，于是他就成了重臣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相當于騎兵參謀官。可他倒好，天天蓬頭亂發(fā)，不干正事，就像現(xiàn)在大公司里，所有員工都西裝領帶，可是某個部門經理自己倒天天穿個大花褲衩子，到班上胡混，還沒人敢管他。碰到這種情況，我們當然可以斷定，這樣的公司一定存在著重大的問題，晉朝各級部門就像這樣的公司。

王徽之胡混得實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沖有一天故意問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說：“不知道。不過有的時候看見有人在我面前牽著馬走，可能我是管馬的吧？”桓沖脾氣很好，沒有罵他是頭豬，反而進一步追問：“你管多少匹馬？”王徽之說：“Goodquestion！不過我從來不打聽這個，怎么知道有多少馬呢？”桓沖又問：“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馬你知道嗎？”王徽之覺得他的問題很愚蠢，說：“我連活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馬有多少呢？”王徽之轉的這些回答都有出典，這也是高級文化人喜歡的游戲之一，結合了智力競賽和特務對暗號的特點—典籍里的話當平常對話應出來，尤其是說話時不假思索，意思還貼譜，無論是說者還是聽者，都能感到兩腋生風，頭上隱隱有光環(huán)閃動。閑話少敘，桓沖碰到這樣滿嘴暗號、放手瀆職的下屬，按理說應該革職拿辦才對，可是桓沖沒有勇氣僅僅因為瀆職就拿辦一個士族。他對王徽之好言相勸：“你在單位時間很長，也是個老同志了。你看能不能好好料理料理公事？”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計是覺得他庸俗，自顧自地抬頭看天，忽然說道：“西山早晨的氣息，真是讓人爽啊！”像王徽之這樣的混賬官，就因為他是瑯邪王家的人，長官反倒不敢來尋趁，居然還能升官，做到了黃門侍郎。

自古以來的文化人說起才子，都是萬分欽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說是官府沒長眼。比如擅長填詞的柳永，皇帝認為他只適合填詞，拒絕給他官做，后來就有人抱怨說那個皇帝摧殘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等于給文化人官做。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務正業(yè)，也被一律附會為因“無法實現(xiàn)理想抱負”、“報國無門”而產生的苦悶心情，也許確有此例，但在我看來，更多的“騷人”根本就不是報國無門才去喝酒，他們就是簡簡單單的酒鬼而已。他們不務正業(yè)，也不是因為沒有條件讓他們施展才能，不過是因為他們游手好閑慣了。晉朝官員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但社會并沒有從中得到多大好處。文化和政治本是社會中兩支彼此激蕩的力量，兩者的合流不過導致了變態(tài)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