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于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余次而后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于柔巽，處事每患于優游；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后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愿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于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于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準，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復。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后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于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后，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并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后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復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后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愿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于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圣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么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啯嚕”的游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游民團伙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游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奸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無振作”，“啯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騷擾，并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啯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只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余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