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西安臨潼縣西楊村發(fā)現(xiàn)了一座舉世罕見的秦代兵馬俑坑。經(jīng)過專家們的仔細勘探和研究，認定俑坑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中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當年跟隨秦始皇征戰(zhàn)四方、統(tǒng)一六國的神勇之軍。

然而，一個叫陳景元的人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兵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陳景元是建筑學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學者。早在1974年以前，陳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驪阿集》的著作。在書中，陳景元從建筑學的專業(yè)角度闡述了阿房宮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論，并大膽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沒有為自己建造過陵墓的驚人觀點。

那么，在陳景元的心中，誰才是兵馬俑的真正主人呢？

質疑一：俑坑離秦陵那么遠，是秦始皇的嗎？

那是 1974年11月初，陳景元到南京博物館辦事，博物館的同志把發(fā)現(xiàn)兵馬俑的消息告訴了陳景元。一直對秦陵抱有濃厚興趣的陳景元特意跑到西安進行考察。

陳景元是建筑學方面的一名學者，退休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在兵馬俑發(fā)掘現(xiàn)場考古隊員的帳篷里，陳景元幸運地見到了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秦始皇兵馬俑前任館長袁仲一教授，然而，陳景元和袁仲一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也正是從這次會面開始的。

陳景元在這次西安考察當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重大疑點：從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 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寬度，這個距離還要遠一些。從常理上講，誰會把陪葬坑放在這么遠的一個位置上呢？驪山是塊風水寶地，除了秦陵外，周邊經(jīng)常會發(fā)現(xiàn)其他墓葬。既然這一帶墓葬密度相對較大，怎么敢肯定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

他把這些疑問寫出來轉給考古隊，希望得到信服的解釋，然而沒有得到回信。

那么，為什么袁仲一一直沒有回信呢？其實，在袁仲一看來，他和陳景元初次見面時就已經(jīng)回答了陳景元的疑問。袁仲一說，秦陵范圍廣闊，除地宮之外，還環(huán)繞有內(nèi)城和外城。兵馬俑雖然在外城之外，與秦陵貌似很遠，但從面積看，它們的距離是合乎比例的。對于這個解釋，陳景元仍不甘心。終于，他又發(fā)現(xiàn)了幾條有力的證據(jù)。

質疑二：秦始皇為什么放著鐵兵器不用，而選擇落后的青銅兵器陪葬？

在兵馬俑1號和 2號坑，大量的步卒圍繞著戰(zhàn)車排成一列列整齊的大小方陣，陳景元由此推斷，戰(zhàn)車是這支部隊的主力。

然而，自殷周以來直至春秋時期，隨著戰(zhàn)爭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車戰(zhàn)的弱點逐漸暴露，常常是顧得了左邊顧不了右邊。那么，秦始皇還會在交戰(zhàn)時大量使用落后的戰(zhàn)車嗎？

陳景元指出，秦始皇當政以后，連年的戰(zhàn)爭迫使他對軍隊結構進行了優(yōu)化調(diào)整，大量采用騎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輕便，易于作戰(zhàn)。從這點判斷，兵馬俑坑中的那支部隊應該不是秦始皇的軍隊，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對于此，袁仲一認為，不能因為俑坑中出現(xiàn)戰(zhàn)車就否定它屬于秦始皇。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說秦國取締了戰(zhàn)車。戰(zhàn)車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兩軍交戰(zhàn)時，它在速度和沖擊力上的優(yōu)勢是步兵和騎兵無法比擬的。兵馬俑坑的軍陣，正是戰(zhàn)車、騎兵和步兵有機組合的典范。

陳景元顯然并不同意這個解釋，他又指出了另一個疑點：俑坑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多笨重的青銅兵器，秦始皇這樣一位善于征戰(zhàn)、統(tǒng)一六國的國君，會放著先進的鐵兵器不用而去選擇落后、笨重的青銅兵器陪葬嗎？這顯然有悖于常理。

對于這一觀點，袁仲一認為，鐵兵器代替銅兵器是有一個過程的，因為冶煉技術的普及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秦代出土的兵器基本上是銅兵器，鐵兵器極少，整個秦陵也只出土了兩三件，以此認為鐵兵器代替銅兵器與實際情況不符。

質疑三：秦始皇的強者之師，竟然連頭盔都不戴？

陳景元的質疑仍沒結束：秦始皇的軍隊既然是一支能統(tǒng)一六國的強者之師，在裝備上也應該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這些兵俑沒有任何頭盔保護。難以想象，這種簡陋的武裝能在近距離廝殺的戰(zhàn)場上獲取勝利。

的確，在秦陵附近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個石鎧甲坑。從已經(jīng)拼合起來的石盔石甲，我們似乎看到了秦國軍隊的威武英姿。奇怪的是，既然秦國軍隊配有頭盔，那兵俑為什么沒一個人戴呢？

袁仲一認為，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間，習性尚武，與游牧民族混居。而且，當時商鞅為秦國制訂了一套任何別的國家都無法忍受的嚴苛法律：秦兵只要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田宅一處和仆人數(shù)個。或許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尚武的秦軍干脆脫掉了笨重的頭盔和重甲，沖上戰(zhàn)場去殺。《史記》對秦軍的這一行為也有描述：戰(zhàn)場上的秦軍竟然袒胸赤膊，索性連僅有的鎧甲也脫掉了。

陳景元對兵馬俑的質疑并沒因此而結束。

質疑四：兵俑身上的奇異文字，暗示兵馬俑屬于秦宣太后？

1975年，《臨潼縣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中一幅圖片引起了陳景元的注意。這張圖片是兵馬俑的局部，上面刻有一個奇怪的文字：這個字是個月字旁加一個脾臟的脾字。雖然陳景元對秦國文字并不陌生，但這樣奇異的文字還是頭次見。

在秦兵馬俑考古隊撰寫的《試掘簡報》中，專家把這個字解釋成“脾”字。陳景元并不認同。他翻閱了容庚編著的《金文編》和徐文鏡編寫的《古籀匯編》，發(fā)現(xiàn)構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寫法。但眾多字形當中，沒有一種寫法符合傭坑中的那個字。

就是這個字，引出了陳景元對兵馬俑主人的驚人發(fā)現(xiàn)。

1976年，陳景元在得知西安發(fā)現(xiàn)兵馬俑的消息后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會辦公室里，有關負責人小心地拿出一塊秦代桶瓦給陳景元看。這塊瓦上也刻著一個奇異的文字，左邊的字陳景元不認識，但右邊的月字還是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陳景元帶著拓下來的文字回到住地南京，但之后的兩年，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字，他一籌莫展。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景元在圖書館結識了南京師大古文字專家段熙仲教授。經(jīng)過仔細查對，段教授認為，秦代桶瓦上左邊的字為“羋”(畢)的變體字。這應該是兩個獨體字，讀作“ 羋月”。這消除了長久以來陳景元心頭的困惑，“羋”字對他來說并不陌生，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秦宣太后就姓“羋”。因此，陳景元斷定，兵馬俑的主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袁仲一卻認為，字不能這樣拆，一個字拆了之后，意思就大為不同了。

質疑五：秦人尚黑，兵俑衣服為何五顏六色？

專家的解釋似乎讓陳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條令人意想不到的證據(jù)--秦人以黑為貴，而兵俑的衣服卻五顏六色。

在發(fā)掘時，很多俑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顏料，并且從顏料的位置和顏色判斷，他們的衣服是五顏六色的。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五行說十分盛行。當時周朝崇尚火德，秦始皇滅周后認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為崇拜對象。而在秦代，五行里水相對應的顏色就是黑色。秦始皇還把“尚黑”作為一項法令頒布。既然如此，俑坑中出土的這些衣著五顏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時代就很難解釋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時代，就會得到合理解釋。

袁仲一卻認為，秦代尚黑，只能說明秦人以黑為貴，要求在重大場合中著黑衣，并不是要求全國人民不能穿其他顏色的衣服。陳景元覺得袁仲一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jù)。那么，面對陳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質疑，袁仲一在想什么？

質疑六：陪葬的戈，為什么會在淤泥層發(fā)現(xiàn)？

袁仲一說，1號坑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種被稱做“戈”的兵器表面，明確刻有“五年相邦呂不韋戈”的銘文。

呂不韋是秦始皇的丞相，職責之一就是負責兵器生產(chǎn)。而陳景元指出，在俑坑的考古報告中一共就提到過5個有“相邦呂不韋”字樣的戈，其他兵器都沒有明確的年代標志。比如，俑坑中還出土了一些被稱做“鈹”的秦代兵器，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僅憑這很難判斷它們屬于哪個歷史時期。呂不韋在任不過10年，在秦始皇12年時就死了。所以，標有“十六年”的銅鈹肯定不是指“呂不韋十六年”，由此推斷，除了5個刻有“相邦呂不韋”銘文的戈外，其他沒明確紀年的兵器應該都不是秦始皇時代所造。

袁仲一則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能看到刻有“寺工”字樣的銘文。寺工是秦始皇設立的專門負責制造兵器和車馬器的國家機構，這明確說明兵馬俑是秦始皇時期所建，主人是秦始皇。

陳景元拿出一張照片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張照片泄露了“呂不韋戈”出土時的一個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磚上出土，而是在離地磚有一定距離的淤泥層上被發(fā)現(xiàn)的。如果“ 戈”和俑坑處于一個年代，為什么它沒出現(xiàn)在俑坑的地磚上，而是跑到距離地磚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層上了呢？

對此，兵馬俑研究專家說，銅戈最初是由兵俑拿著，處在一個懸空的位置。近2000年來，俑坑可能因為地面滲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層。有一天，懸空的銅戈因為失去載體，掉到了淤泥層上。專家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釋，有關誰是兵馬俑主人的討論似乎也有了一個明確的結果。

雖然，兵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還沒結束，但相信，隨著秦始皇陵周邊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斷推進，考古專家的深入研究，籠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霧將逐漸淡去，呈現(xiàn)在大家眼前的將是一段真實的秦國歷史，一個恢宏的地下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