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來中國的巴克思，通漢語、滿語和蒙語，在北京生活了45年，據(jù)他自稱與慈禧保持4年之久的情人關(guān)系。在近期推出的他的自傳中，巴克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戀，慈禧是他唯一的異性情人。他也是英國文豪王爾德的同性情人，曾為被判刑的王爾德奔走呼號。

這個英國的同性戀者在自傳中爆出，自己與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關(guān)系。巴克思聲稱自己見過許多聲名顯赫的名人，并與他們同床共枕。書中說他親歷的皇親國戚足有幾十個，甚至名噪一時的太監(jiān)李蓮英也樂于此道。此外，他的性對象大文豪王爾德，以及派兵鎮(zhèn)壓過“義和團”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幾乎都是同性戀。他稱自己只有一個異性情人，此人就是中國的慈禧太后。

巴克思的朋友說他性格古怪，言語陰柔，彬彬有禮，待人接物謙恭平和，風度迷人，大凡見過他的人，都說他健談風趣。但他卻又是隱士，在北京生活的45年，他遠離使館區(qū)保護，摒棄早年衣冠楚楚的作派，穿衣打扮和生活習慣完全中式，竭力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前往某地之前，總遣仆人先行打探，確保沒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1944年1月，71歲的“怪人”巴克思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一年，在好友賀普利資助下，他以回憶錄寫就在歐洲的年輕時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國經(jīng)歷的《太后與我》，賀普利是兩部書的編輯，并寫了后記，但他不愿在自己還活著時出版兩書。賀普利1973年去世后，他的朋友將手稿留給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賀普利生前也將手稿復印多份，分轉(zhuǎn)倫敦英國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學院圖書館。塵封68年之后，手稿才首見天日，以中英文同步發(fā)行。

《太后與我》的女主角當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寫占了書中情色內(nèi)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檔是林林總總的男性，不過書中內(nèi)容也有不少作者的自吹自擂。巴克思意在描述滿清社會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guān)系寬容的倫理環(huán)境。這種環(huán)境在當時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1895年愛爾蘭詩人王爾德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fā)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形成鮮明對比。巴克思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為王爾德奔走呼號，征集資金；到中國之后，在滿清統(tǒng)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自己的樂土，從此定居于此，而對西方人則避而遠之，甘愿充當一位“北京隱士”。

稍微了解一點清史的人都知道，此書記載的光緒、諸大臣與慈禧之間驚心動魄的故事，大多與史實不符。但自傳凸顯的人文價值不可忽視，香港出版人鮑樸對此不無感慨：“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盛行于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話，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的人文價值要由讀者去發(fā)現(xiàn)，去考證了。”

西方人關(guān)于慈禧太后的印象，大多源于巴克思。1910年，巴克思和他的英國老鄉(xiāng)濮蘭德合著的《慈禧外傳》在西方出版；4年以后，他倆合作的《清室外記》出版，英文版書名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由于這兩本書皆問世于清廷覆滅的前后，所以甫一問世，在西方世界就贏得了一片喝彩。讀過這兩本書的西方人士都認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謎一樣的性格特征的書中，它們最接近真相。”因而在發(fā)行上一炮走紅，銷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傳》，在短時間內(nèi)便成為1910年度西方世界最為搶手的出版物，僅在出版后最初的18個月里就重印了8次。

《慈禧外傳》中所描繪的慈禧，不僅是個主宰著幾億人口大國的女獨裁者，而且是個邪惡墮落而淫亂不堪的性變態(tài)。濮蘭德和巴克思津津樂道地講述了她宮闈生活的離奇細節(jié)：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餅干掉宮廷內(nèi)的競爭對手，她怎樣把那些假太監(jiān)留在宮里以供她進行性娛樂……不一而足，特別能激發(fā)起人們一睹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思多次透露書中所敘之事，都是他從清廷中那些深知內(nèi)情的官員那兒聽來的，且他本人又通過庚子事變搞到了一些宮廷秘密檔案。他宣稱書中內(nèi)容絕對可靠。

當時的《紐約時報》也熱衷跟風：“此書堪稱權(quán)威之作，因為它所依據(jù)的事實，全部編譯自宮廷檔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記，對于這本書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質(zhì)……或許，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中文檔案向世界披露過，也沒有哪個人對中國官場生活的真相有過比這更詳盡的反映。”

西方人非常享受這種閱讀快感，并且對此津津樂道。于是，一個荒淫無度的老太婆形象開始在英語世界流傳。

扭曲慈禧或有政治動因。歷史進入20世紀初，國際政治經(jīng)濟格局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國；而早在濮蘭德和巴克思之前，已經(jīng)有不少清宮題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這些出版物的作者幾乎都是在中國生活過的外交官、軍人、傳教士、商業(yè)代辦以及他們的妻子。人們似乎更樂意于傳播濮蘭德和巴克思關(guān)于慈禧性格和宮廷秘聞的描述。從某種意義上說，濮蘭德和巴克思筆下的慈禧，更能滿足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寧可將這個女獨裁者看作是一個用墮落、腐敗和陰謀統(tǒng)治中國幾近半個世紀的暴君、一個天性狡詐、性欲旺盛的“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這樣稱她）。

巴克思與濮蘭德的合作始于1899年。當時，巴克思結(jié)識了身為《泰晤士報》派駐上海的記者濮蘭德，濮蘭德還兼任著上海國際租界市政委員會的秘書，漢語非常流利。巴克思與他一見如故，頓時成了鐵哥們兒。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讓清王室成為當時世界矚目的中心。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后倉皇出逃的康有為在經(jīng)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時，濮蘭德出過不少力，并且對康有為做過比較深入的采訪，所以他以為自己擁有向外界詮釋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專利；而此間巴克思也自以為對清廷具有更深程度的了解。他倆一拍即合，決定順時而動，利用人們對慈禧猙獰嘴臉的想象和臆測，開始著手編寫《慈禧外傳》，以期通過此書驚爆一位邪惡女暴君秘密生活的內(nèi)幕。作者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將有關(guān)慈禧的陰狠殘暴，擅弄權(quán)柄，腐化奢糜，齬齪骯臟的種種傳聞予以充分刻畫的下流作法，不僅意在滿足西方讀者對慈禧近乎“窺陰癖”的閱讀需要，更主要的還是試圖通過羞辱君主的手段，來詆毀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

還有一種有點陰謀論的說法也非常流行。在當時的英國，做什么事情都得經(jīng)過議會通過，它想要消滅清朝總得找理由，而且戰(zhàn)爭經(jīng)費也必須議會通過，所以，巴克思就編了這本書來毀謗和貶低慈禧。就像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把薩達姆·侯賽因說成是個惡魔，找個理由去進攻他。英國人寫的那本書，說惡女慈禧統(tǒng)治下中國人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所以英國人應該派兵去拯救那些正在生死線上的中國人。然而，有人把她與中國歷代皇帝進行比較，并未發(fā)現(xiàn)她比其他皇帝更加殘酷。

欺世盜名的杜撰者。事實上，對于濮蘭德和巴克思二人《慈禧外傳》原始史料真實性的懷疑由來已久，僅我國當代著名近代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丁名楠（1917～1999）就曾以《景善日記》為突破口，揭露了巴克思（丁先生譯作白克浩司）偽造或杜撰重要史料的劣跡。

丁名楠簡要回顧了《景善日記》自刊行問世以來所出現(xiàn)的種種質(zhì)疑和詰難的過程，然后他抓住庚子事變時協(xié)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及吏部尚書剛毅與景善的相互關(guān)系，結(jié)合眾多詳實可靠的歷史檔案，確切認定：“景善日記是假的，白克浩司發(fā)現(xiàn)日記的整個過程也是假的。”丁名楠斷言：“它不過是白克浩司為了蒙騙人們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巴克思早有弄虛作假偽造文件的前科。他聲稱發(fā)現(xiàn)李蓮英日記，從1869年進宮當太監(jiān)到1908年慈禧死為止，先后40年，內(nèi)容比景善日記更精彩、更重要，但從不肯示人。他自稱是“外國的榮祿”，與慈禧有私情，保存了她給他的一些私信。此外，巴克思對于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游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guān)于他們之間遭遇戰(zhàn)的荒誕不經(jīng)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情況下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于幾十年前的被視為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偽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為瘋子的涂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