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如何處理貪污窩案 竟一口氣斬首56人
清朝的監察制度是比較細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丑惡面目來，則與監督機構沒有什么關系。最明顯的是“王望案”。王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不是各路御史奏報、彈劾的結果，而是與阿桂、和糰在甘肅平定蘇四十三作亂有關。
“窮藩司”拿出4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肅省河州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回民起義。經過幾次交戰，官兵損兵敗北不能速勝。乾隆很生氣，撤了陜甘總督勒爾謹的職。時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主動向乾隆上奏，說現在正是用兵之際，軍費緊張，自己樂意把平時積攢的4萬兩廉俸銀貢獻出來，“以資兵餉”。乾隆皇帝見王廷贊一出手就是4萬兩銀子，覺得奇怪：僅僅一個藩司(布政使)，家計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當地實行的“捐監”有關？
清代的藩司是總督、巡撫的輔助官員，俸銀、養廉銀合在一起每年不足萬兩。尤其甘肅，偏遠貧瘠，所得與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說，王廷贊無論如何也捐不出4萬兩私銀。
于是，乾隆皇帝傳諭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陜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廷贊，看他是否染指捐監一事。
集體貪贓枉法
所謂“捐監”，就是允許一些有錢有糧的人通過捐糧換取“監生”資格，并可以應試入官，稱“監糧”。捐交的谷糧，遇到災荒用來賑濟災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當時的陜甘總督勒爾謹奏請，甘肅地瘠民貧，需要在轄區內實行捐糧為監。乾隆同意了勒爾謹的意見，并派出浙江布政使王望前往甘肅主持捐監。王望在乾隆眼里屬于“能臣”，有在甘肅工作的經歷。王望到任后，向勒爾謹建議各州縣都可以收捐，這樣可以解決內地糧倉儲備不足問題。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望赴任已經半年了，他向乾隆帝匯報了甘肅省的“捐納”情況：到九月底止，已有19017余人前來捐納，共收得糧食82.75萬余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望的工作成績，說他“承辦認真”。實際上，王望所謂的80多萬石糧食只是個虛數，糧倉里一粒也沒有。不久，勒爾謹又上奏，稱甘肅省雨水稀少，連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糧食賑濟百姓，希望皇帝準許把糧食折成銀兩。
經此，甘肅這個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里官員的“富貴鄉”，民間的捐銀巧妙地變成私有財產，自總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望得銀最多。最后，甘肅全省各級官員，“上下勾通一氣”，毫無忌憚地侵吞國帑民膏。
由于捐監有功，乾隆四十二年，王望升遷為浙江巡撫，由王廷贊接任布政使一職。王廷贊 “知其弊，不能革”，甘肅一如從前，集體貪贓枉法。
斬首56人
實際說來，“甘肅貪污大案”的查處，并非單純因為王廷贊捐銀4萬兩一事。那件事不過提醒皇帝，甘肅捐監可能有問題。實際上，原任布政使王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沒有證據。韓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王望接駕鋪張奢侈。帝告誡：“南巡只是體查民情風俗，不是游玩觀景，今添建屋宇，張燈結彩，朕實所不取。”
真正使這件“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啟動大范圍調查程序的，是大學士阿桂與尚書和糰初入甘肅時的報告。和糰奏折說入境即遇雨，阿桂也報告軍隊經常遇雨，道路泥濘，難以速進。一個“雨”字，使乾隆的懷疑之情有了涌瀉的突破口，因為甘肅省的報告向來稱少雨大旱，需要賑濟。乾隆看了阿桂他們的報告很感慨，“可見該省亦并非竟少雨澤，人言俱未足信”。傳諭阿桂、李侍堯確切訪察。
阿桂、李侍堯奏報了王望等令監糧改輸銀及虛銷賑粟自肥各種情況，甘肅的彌天大案才揭開了暗幕。乾隆表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對于這起特大貪污窩案的處理是：王望處斬刑，王廷贊處絞首，勒爾謹賜死;貪污數萬兩的巨犯斬首56人，免死發遣46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