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時期，正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晚期，女性有著相當的地位。根據甲骨卜辭記載，有一批女性在政治、軍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能征兵組成軍隊，并作為主帥征伐敵國。不僅婦好一人，商代常年有一批女性駐守邊防抵御外敵，或擔任地方長官并向商王納貢。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代貴族女性不僅可以參與軍事，還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樣配享祭祀，這一點是后世女性難以企及的。

周朝時，隨著經濟的發展，采集經濟轉變到農耕經濟，男性勞動能力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情況有所變化，但母系社會之風尚有遺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媯、媿、姞、婤、嫪、姜、婁、嬴、妘等，多以女字為偏旁，這一習俗可以視為母系社會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記錄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屬于自己的獨特稱謂，只能顯示父親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當中的嬴，可以看出她來自嬴姓秦國，文是指她丈夫晉文公，而這個女子的個體，卻獨獨被掩蓋了。

周代的社會序列中，夫婦關系列于君臣、父子之前。《周易·序卦》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因此，男女婚戀問題十分受重視，官方在仲春之月舉行祭祀活動，以令男女聚集，男女配對不予禁止，鰥夫寡婦促其再婚。

春秋戰國時，女子參與政事的個別事例，比如秦國宣太后、趙威后、田齊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

與此類似的是漢代女性參政議政的情況，比如以呂后為代表的兩漢太后涉政。還有貴族婦女被封侯，擁有爵位和封邑，像漢高祖劉邦封長兄妻子為陰安侯;呂后封蕭何夫人為侯，樊噲妻子呂媭為臨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過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劉安之女劉陵常年在長安替父搜集情報，和親烏孫的解憂公主及其心腹馮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貢獻。但總體來講，兩漢貴族女性政治權力具有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她們的政治權力，是男權的衍生，女性本身依然處于附屬地位。

到了唐代，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女皇帝武則天，“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開府，置官屬”，公主們公開參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參與了王朝的更替，誅滅“二張”、光復唐室有功，權勢顯赫，“儀比親王”。上官婉兒得到中宗賞識，令其“專掌制命”。

擇偶再婚

漢代女性在再婚問題上有很大自主權

周代女性在婚戀生活中自由度較高，自己物色對象甚至私訂終身的情況，在《詩經》中屢有展現。《國風·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這說的是男女邂逅，情愫暗生。《國風·召南·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名單身女子公開征婚，催促有意追求的男子盡快行動。離異女性雖然哀怨，但可以從容再嫁。對于男性來講，也不會歧視再嫁過的女子。《小雅·我行其野》“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就是說，你不再愛我，那我就回家去。

而漢代女性在再婚問題上，也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卓文君新寡，改嫁司馬相如，后者因才華得到漢武帝賞識;漢武帝本人的母親王太后，在嫁給景帝之前，有過一段婚姻和一個女兒;武帝姐姐平陽公主先嫁平陽侯再嫁大將軍衛青;武帝外祖母臧兒也是嫁過兩次，因此王太后和國舅武安侯田蚡是同母異父。

《漢書》和居延漢簡顯示，漢代女性并不局限于家庭，除紡織縫紉之外，也承擔部分田間山頭的勞作，她們還需繳納賦稅、承擔徭役。在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時，女性對于社會生產的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漢朝女子也有充當醫生的，如義姁以醫術得幸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毒殺漢宣帝皇后許平君的淳于衍，是太醫署的女醫。班昭不但續寫《漢書》，還為后宮講學、撰寫《女誡》，她可算是中國早期的女性知識分子代表。卓文君更是當壚賣酒，從事起了飲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