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文化的重要載體。秦始皇“焚書”后還頒布了“挾(藏)書者族”的法令。古老悠久的中華文化的傳承面臨嚴重威脅。漢初開始搜求遺書，到漢武帝這一活動達到高潮，形成制度。《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并說，“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中央政府大力搜求遺書的同時，郡國等地方政府也爭相仿效。成績最大的有兩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間獻王劉德，據《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載，獻王劉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于辦法好，能保護獻書者的利益，調動了獻書者的積極性，所以“得書多，與漢朝等”。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的魯恭王劉余，其人“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據《漢書·藝文志》載，這次從孔府墻壁中得到的書有《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其中《古文尚書》比漢初所得《尚書》二十九篇多十六篇。

據文獻記載，漢武帝時搜集的遺書主要有儒家經籍、諸子傳記、史書及曲辭詩賦，另外對各地上計的計書也妥為收藏。

搜求、收藏遺書促進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發展。如孝經，秦焚書時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顏芝子顏貞獻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與《古文尚書》同出的古文孝經，經文與顏貞所獻之書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為二十一章，孔安國為之作傳。后劉向校經籍時又定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禮》)，漢武時李氏得《周官》，獻給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以千金求購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時，劉歆開始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

還值得提到的是，武帝置《五經》博士時所用儒家經書為當時流行文字書寫，叫今文經。魯恭王在孔壁中發現的書和民間獻書是用古籀文書寫，叫古文經。此后，出現了儒家經學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對后世的學術研究與學術思想發展有深刻影響。

搜求、收藏遺書對中國古代史學著作、歷史資料的保存和史學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秦朝焚書時，各國史記都被燒毀了，留下的獨有秦記，而秦記又不載日月，文字過于簡略，所以損失無法彌補。漢武帝設立史官，先后任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太史令的職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種典籍，如儒家經籍、諸子傳記、史書、天文、歷法、卜筮等書和天下計書。被古今史學家稱誦的歷史名著《史記》，雖為司馬遷個人所修，功不可沒，但修《史記》的條件卻是漢武帝創造的。《史記》不僅通過《本紀》、《表》、《世家》、《列傳》敘述了我國從五帝到漢武帝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和各式各樣的代表人物，而且通過“八書”記載了我國禮義、音樂、歷法、天文、祭祀、興修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的演變及其功能。通讀《史記》，我國歷史上三千年的興衰榮辱、經驗教訓、發展變化盡收眼底。如果說孔子編訂六經和先秦諸子的出現標志著我國一項巨大文化工程出現的話，那么《史記》的誕生標志著我國紀傳體正史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開始。《史記》開創的紀傳體史書體例是我國所特有的，歷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