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不算是個牛氣的皇帝：第一，他沒怎么開疆拓土，祖先傳給他多少領土，他傳給后人多少;第二，對于發展經濟，似乎也沒有什么高妙的思路。然而，宋仁宗卻被視為歷史上少數明君之—，此人最大的優點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謂“自守之道”，指的是一個人對某種良好品質的堅守，無論外界如何改變，自己的內心始終如一。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殺予奪的權力，這就使得一些人極其傲慢，將臣子視同牛羊。宋仁宗不是這樣，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宮內散步，不時回頭看，隨從們很不解。回宮后，仁宗對身旁的嬪妃說：“朕渴壞了，快倒杯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何在外面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讓自己忍著呢？”仁宗說：“朕屢屢回頭，但沒見他們準備水壺，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會有人被處罰，所以只好忍著不說。”

宋代有個制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意思是國家的事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以宰相、御史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統的討論，皇帝不能獨斷專行。宋仁宗一直敬畏著這種法度。仁宗很喜歡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想做宣徽使(類似于皇家總管)，張貴妃給仁宗吹吹枕邊風，仁宗滿口答應。可仁宗的決定在“廷議”(類似于內閣部長會議)時沒有通過。過了段時間，張貴妃故態復萌，仁宗也再次答應。那天臨上朝，張貴妃送皇帝到殿上，撫著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誰知包拯堅決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早就否決了嗎？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議？“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貴妃前來拜謝，皇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辦的事因為廷議通不過只好放下，宋仁宗內心里未必沒有不滿，但他真正可愛的地方在于始終信任并竭力維護這種皇權監督體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寢宮，叫太監進來給他梳頭。太監見仁宗懷中有份奏折，好奇地問這是什么，仁宗說是諫官建議減少宮中宮女和侍從的。太監說：“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還會增置。陛下侍從并不多，他們卻建議削減，豈不太過分了？”仁宗沒有做聲。太監又問：“他們的建議，陛下準備采納嗎？”仁宗說：“對，朕準備采納。”這個太監自恃是皇上寵信的人，于是發牢騷：“倘若采納，請以奴才為削減的第一人。”聽到這話，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監入內，將梳頭太監及29名宮人清退。皇后問：“梳頭太監是陛下多年的親信，又非多余，為何將他削減？”仁宗說：“他勸我拒絕諫官的忠言，我怎能將這種人留在身邊！”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宋仁宗對國家前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責任感。在仁宗看來，個人的一些事能否辦成不是特別要緊，真正要緊的是不能辦錯天下大事，讓國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茍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南宋陳亮《中興論》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次，有人勸宋仁宗獨斷專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這兩段話的意思其實差不多，都是說皇帝辦錯事比較難改，臣下辦錯事相對易改，還是講“憲度”、尊重“廷議”制度為佳。

仁宗朝，北宋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史家將其稱為“仁宗盛治”。仁宗駕崩時，“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錢哭于大內之前”。消息傳到洛陽，市民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使整個城市“天日無光”。訃告送至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拉著來使的手大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還說要為宋仁宗設“衣冠冢”，足以說明宋仁宗在當時的威望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