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用“國退民進”政策解決了西北邊防后勤問題

明太祖朱元璋率義軍推翻元朝后，敗走漠北的蒙古殘余勢力仍對中原虎視眈眈，伺機反撲，西北一帶少數(shù)民族離心傾向也不斷增長。新興的明帝國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花在西北邊防建設上，沿長城設九個邊鎮(zhèn)以拱衛(wèi)關中，保護京師，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zhèn)便在陜西境內(nèi)。

后又設“三邊總督”駐節(jié)固原(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地處西安、蘭州、銀川三角地帶中心)，統(tǒng)率軍隊20余萬，戰(zhàn)馬10余萬匹，負責東起延綏皇甫川(陜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今甘肅南部)綿延數(shù)千里的邊防區(qū)。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shù)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shù)十萬匹，自內(nèi)地調(diào)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制度網(wǎng)開一面，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jīng)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zhì)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于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而坐享地利的陜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來陜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為中國糧食主產(chǎn)區(qū)。

如明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陜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明代一石約為90多公斤)，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萬歷年間(1573年~1620年)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于號稱糧倉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帶)，位列第四。如此看來，輸糧換引的“食鹽開中法”，等于是為陜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了，一時間，關中產(chǎn)糧區(qū)的農(nóng)民們掀起了進城經(jīng)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歷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只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為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這也是明朝初年陜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陜西商人獨享的“特區(qū)”政策，到明朝中葉為之一變。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上任不久，就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為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說，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

葉淇是山陽人(今江蘇淮安)，此舉顯然打破了陜西及山西等“邊商”固有的優(yōu)勢，給了地理上更接近兩淮、以徽商為主之“內(nèi)商”進入利潤豐厚的鹽業(yè)經(jīng)營的良機。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jīng)濟上的意義，陜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yè)鹽商。據(jù)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陜西商人不下500人，名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他們)兼籍故土，實皆居揚”，這標志著一個沖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陜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