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以財力資助清廷統一中國獲“皇商”待遇

后人總結，明中葉至清初約200年間，山陜鹽商聯手在揚州對抗徽幫，結果是“徽進、陜退、晉轉”，經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國民間商業發展大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陜西鹽商受挫于徽幫，無奈退出揚州鹽業市場，卻并未從此消沉，同樣飽受明末戰亂蹂躪的四川，給了他們另起爐灶的機會。

明末張獻忠大西軍入川，與清軍激戰三年，戰火所及，生靈涂炭，川中人口大減。清初大量陜西人南下墾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頭戴皮瓜帽，身披錢搭子的陜西商人，也相繼入川創業。

陜商最初在四川創辦錢莊、典當行和商號以積累資本，時人記述稱“川省正經字號皆屬陜幫”。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陜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鹽生產，“川省井鹽投資秦人占十之七八”，一舉成為左右自貢鹽場的大型鹽商資本集團，聞名后世的自貢鹽業，可以說是陜商一手促成的。

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1735年~1820年)，清廷對川鹽實行“招商認引”政策，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鹽業，陜商由此進軍川鹽販運，利用川蜀之人不懂業鹽的有利時機，迅速掌控了這一行業。

據稱，陜西商人高紹棠開辦的“協興隆”鹽號，共72家分店，一直從自貢排到上千里外的貴陽，沿途可以不入別家開的鹽店。而乾隆年間像“協興隆”這類陜西鹽號、鹽店，在四川共有152家，僅自貢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陜商集資白銀5萬兩，在自貢設立富麗堂皇的西秦會館，作為鹽商活動中心。會館依照地形特地設計為船形，寓意“將四川的銀子運完”。此會館當地人稱為“陜西廟”，至今仍是自貢有名的文化景觀。

此時的陜商不光經營鹽業，足跡也不限于四川一地。他們意識到銀錢業是最賺錢的生意，把錢莊、當鋪開遍了四川、甘肅大地，且組織嚴密，辦事認真，又實行低息經營策略，讓利以吸引地方上眾多公私客戶。加上這些省區民風儉樸，“十當九贖，不愿當死”，陜西錢商遂聚攏了巨額財富，一度掌握著四川及蘭州、西寧等地的金融命脈。

如成都一地，就有陜西三原、涇陽兩縣人開的當鋪48家;清代蘭州七家最大的錢莊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號在當地開的分店，后來錢莊衍化成金店，幾乎清一色由陜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葉、布業、皮貨、藥材、水煙、木業等等，都是陜商涉足的大宗行業，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場，明清兩代，幾乎都是陜商或山陜商人的天下。

同樣失意于揚州的山西商人，幾乎就此完全退出了鹽業。由于山西接近京師，在滿清統一全國過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財力資助，頗得新朝廷歡心。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賜田產于張家口，委托其往來關內外，負責為皇家采購皮貨等物資。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在蒙漢族商人隨軍，他們跟隨清軍，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號稱“皇商”的山西商人。

晉商得到朝廷額外恩寵，后來轉營票號，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業傳奇故事，而立足長江三角洲的徽商，則獨領江南經濟風騷，勢力之大，一時無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