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開始搞改革的時候，蘇軾兄弟丁憂服滿，剛回京城。那時，兄弟倆躊躇滿志，很想有一番作為。可是，蘇東坡不識時務，對改革說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興，就讓他到開封府審案子。京城的案子盤根錯節，隨時都會碰到山頭。他希望蘇軾深陷其中出不來，無暇指點時政。沒想到，蘇東坡是斷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辦得干干凈凈——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節，皇帝想買燈，蘇東坡勸諫皇帝別浪費這種“耳目不急之玩”，皇帝從善如流。蘇東坡喜不自勝，就像初學寫作的人發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強的寫作勁頭一樣，蘇東坡接連又作了《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向改革全面開戰。于是，政敵開始收集蘇東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結果一無所獲。但是，這已使蘇東坡心驚膽戰，后怕起來。于是，他請求外調，以離開政治的漩渦，避禍全身。

就這樣，蘇東坡與王安石走到了對立面。此后，蘇東坡就開始了他連年外貶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卻親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韻王安石的《北山》詩，道是：“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當時，蘇東坡從黃州平調到離京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訪王安石，一則是路過;二則同是天涯淪落人，已不復有當年的意氣用事，況且他對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簡單地全盤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場，兩人見面就輕松多了;三是，當年“烏臺詩案”發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沒有因為是政敵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說，兩人在私下是互相傾慕的。本著惺惺相惜，蘇東坡去看望王安石就變得不難理解了。而當王安石得知蘇東坡來拜訪他時，竟穿著便服騎驢到船上來看望蘇東坡了。蘇東坡也不戴帽子，趕緊作揖迎接道：“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見甚歡，別有一番滋味。

蘇東坡的到來，讓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覺。兩人談詩論文，談禪說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對人感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許，正因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請蘇東坡就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蘇東坡也有相見恨晚之感，故而有“從公已覺十年遲”之句。有人以為這是客套，乃至虛與委蛇。我看，蘇東坡未必這樣鄉愿，若要與王安石周旋，也犯不著遠道來訪。

此時，兩人已沒了世俗的距離，同抱赤子之心，又怎會互相設防？王安石的邀請是真誠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為鄰，豈非美事？而仕途險惡，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過來人，不能說沒有勸退之意;而蘇東坡也歷盡坎坷，未必沒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說即合，以致后來人到了江北，依然盤桓不去。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于鐘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好一個扁舟往來！若真成功，則蘇王詩酒唱和，不啻是文壇佳話也！只是，蘇東坡畢竟還是公家人，一時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聲與名，一面卻又回望著自己的來時路。王安石又何嘗不是如此？當年二次拜相時，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人離鐘山，卻依然一步三回頭。因為他知道，仕途崎嶇，世事難為。

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與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對于拜相，并沒有欣喜若狂。當年他初拜相位之時，就曾私下與至友題詩明志：“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政事雖是大功業，但卻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那么，何處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園呢？大概是在漁樵之間、詩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載，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這樣的大自由中，還會有小路上的碰頭和小河里的爭流嗎？脫

離了世俗的羈絆，沐浴在文化的陽光之下，就會消解僵硬的對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會有涓涓細流潤澤枯冷的心田，就會有三月春陽照耀心頭的湖山。如此，則相比于當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當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訐和相離相棄，不能不說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可惜，人世總有太多的紛擾。蘇東坡與王安石已冰釋前嫌，可是司馬光對王安石卻耿耿于懷。王安石死后，蘇東坡為王安石說過幾句公道話，只是，時移世易，已沒人聽了;而形格勢禁，還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請求外放，結果越貶越遠，差點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