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歷初年的張居正，是載譽青史的改革家，在十年首輔任內，扶持十歲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亂衰敗的明朝治理得國富民安，史稱“救時宰相”。然而，張居正死后一年，萬歷皇帝變卦，保守勢力復辟。張家被削奪抄沒，滿門罹難，十年改革毀于一旦。歷史何以如此荒唐，張居正新政何以失敗？最近讀到《改革家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似乎找到了某種明確的答案。對此，作者是從下述幾個方面加以分析的。

帝王本性

張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萬歷皇帝。他老子隆慶皇帝撒手西去時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權委托張居正輔政，囑他代行父母之教。如此，內有忠心耿耿的太監馮保，外有精干強勢的首輔張居正，神宗才得以穩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萬歷八年神宗十八歲親政，張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頒手敕說：張先生待輔政到三十歲，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間，政理修明，勛績顯著，簡在朕心。”他對張居正似乎是十分滿意的。張居正也認為“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他對皇帝也是充滿信心的。這般親密的師生關系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論者或以為這是神宗個人品性，或以為神宗受反對派慫恿，或以為張居正功高震主，這都不無道理，但未能觸及根源。

真正原因是，絕對權力造就的絕對私有，絕對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時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里也不過是召之即用，用完即棄的奴才。神宗年幼時，尚意識不到權力的作用，自有一種少年真情。隨著年齡增長，至上的皇權刺激他追求享樂的欲望。他既垂涎太監馮保聚斂的家財，又忌恨帝師兼首輔張居正的勸諫約束，貪婪殘暴的帝王本性終使兒時真情泯滅。皇權面臨社會危機時，為保全統治化解危機，可能支持改革，約束貪欲。一旦改革成功，危機緩解，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約束，廢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廢法的皇權專制時代，政以人舉也能人亡政息，這是必然的結局。

臣子的君主觀

張居正對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圣君”。他身后之敗，不僅是新政之敗，更是他君主觀的破滅。張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觀上則深受道家影響。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論》，以道家學說深化儒家的民貴君輕論，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貫穿其中。他為小皇帝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鑒圖說》，教導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讀經，行仁政;勵行君德，感化罪人;帶頭執法方能以法馭下;帝王奢儉，關乎天下興亡;等等。在乾綱獨斷的皇權專制主義時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論，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論，勢必觸動一人定乾坤的皇權專制;君主自律還是他律，實質上是人治與法治。

張居正試圖從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徑，即從道德制約皇權轉為以法律制約皇權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廂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當年神宗是個不理事的小孩，對于身兼首輔和嚴師的張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聽計從。張居正實際上是代行皇帝權力的王朝最高決策人。神宗一旦親政，便如脫韁野馬，從一個乖巧的小孩，變成為所欲為的昏暴貪穢的帝王。趙翼在《廿二史雜記》中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云”，實在是說對了。即使是最優越的教育，最嚴格的自律約束，也無法改變皇權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張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觀念，卻醉心于君主教育，嘔心瀝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國暴君。張居正連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國？

“法祖”妥協

張居正改革之時，主少國疑，人有侮心，需要借助祖先威勢推動改革。“法祖”成為他凝聚民意的資源，震懾群臣的法寶。本質上是按照舊規章，繪制新藍圖，在修明國初法制基礎上，改進某些規制，調解矛盾，緩解危機，推行一場觸動不深的社會改良運動。它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得到民眾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強權貴。在違法成風，貪腐遍地，盤根錯節，上下皆然，整個統治肢體潰爛之際，執政者豈能以法責眾而不為隱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說：“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難矣哉！”張居正的姑息隱忍乃至妥協是制度性的內在痼疾，而不以他個人剛強性格為轉移。對豪強、權貴、官吏貪賄違法劣行處置的虎頭蛇尾，只會刺激他們潛滋暗長的仇恨，一朝反撲，反遭其害。

用人失誤

一切專制者都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條，張居正也是這樣。他的兼聽則明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內，超出此限就與一切獨裁者一樣，封殺一切不同的聲音。張居正當政前，曾鼎力支持海瑞打擊豪強，主政后卻把耿直不馴的海瑞閑置一邊，不予重用。張居正確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于他周圍有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但所用多為分領吏、禮、戶、工、兵部的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他卻一個也沒有看準。兩人一個是兩面派，一個是偽君子。在張居正死后，兩人相繼掌權，立即轉向，自毀長城，使新政一敗涂地。當時的一半官員都能洞察這兩人的居心，而張居正這樣精明的政治家卻未能看清身邊的投機者。

思想專制

國子監祭酒王錫爵說：“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為知識界的領軍人物，王錫爵最能感知張居正對知識界思想統治的嚴酷。張居正的“昧于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領域實行專制的必然結果。張居正以強力集權推行政治、經濟改革，步步取勝。但當他把集權擴大到學術領域，整肅學風，鉗制思想，排斥異端，便引發種種惡果。

明中葉，王(陽明)學興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惡，天理存于人心的見解，把是非善惡歸結為人心的靈覺，人人都可以通過自省成為圣賢。它在客觀上有力地沖擊傳統的偶像崇拜，動搖人們對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種學說應運而生。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于專制集權的朝廷，無異于離心之力。萬歷八年，張居正以嚴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閑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文人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則即予淘汰，這是一切文化專制主義的慣用伎倆。其結果，是為投機鉆營之徒、拍馬奉迎之輩大開方便之門，而使正直耿介之士遠避官場翰苑，靜觀明朝走向末路。

張居正的改革之火，為衰朽破敗的明王朝贏得一度回光返照，說他是“救時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斷送這改革新政的皇權專制主義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