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北宋皇宮，剛當上皇帝的神宗興奮地穿著全副鎧甲，英姿勃勃地在祖母曹后面前走來走去：“您看我像不像一個大元帥？”

聰慧的曹后一笑，明白神宗不滿現狀、有改革之念，這番“走秀”正是要尋求自己的支持。她的眼中充滿慈愛，但言語十分冷靜：“你如能永不貪軍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這就像一盆冷水，潑到神宗頭上。

望著怏怏走開的神宗，曹后長嘆一聲。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過世的仁宗。13歲當皇帝時，仁宗已喜怒哀樂不形于色、駕馭臣子于不動聲色。而眼前這個20歲的天子卻把什么都寫在一張臉上。她不知道這樣熱血沖動的皇帝主導的改革，會把朝廷變成什么樣子。

皇家溫室孕育出怪胎

1062年，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未來的神宗趙頊還是個14歲的少年，無憂無慮地在皇宮中讀書。雖然他管仁宗叫爺爺，但他的父親趙宗實，只是仁宗的養子。

大臣們苦口婆心：養子也算兒子

但仁宗耿耿于懷，沒有親生兒子，他遲遲不愿立儲。直到“包青天”包拯開口，宋仁宗才終于下了一道詔書，正式確認28歲的趙宗實為太子。

這一道圣旨，承認了趙宗實的正式地位，也等于內定了宗實獨子趙頊將來的皇位。

一年后，仁宗就去世了，一直擔驚受怕的趙宗實終于登基成為宋英宗。但是如同一個定律：任何一個生活在父輩光環下的第二代，注定是被人拿來比較的。所以英宗從當上皇帝第一天起，就被自己的心理壓力逼瘋了。勉強當政4年，兩腿一蹬去見仁宗，把擔子扔給了兒子。19歲的趙頊成為宋神宗。

所以宋神宗從小到大，就生活在皇家溫室里。

因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為爺爺，他從小就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好榜樣。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繼承者的壓力和陰影，都讓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無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讀書，等著當皇帝。

造就一個憤青，通常需要兩點：一是生活上優越，不為生計所苦的人，才有閑心去針砭時弊;二是好讀書，有學問的人，才能把抱怨變成沖動的作為。一個北宋農家的兒子，就算對社會再不滿，也只能在刨地時狠狠鋤幾下、罵幾句罷了。

神宗不幸兩點都具備了。這棵皇室獨苗，一不走馬斗雞，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認真讀書，以至于他老爹都擔心他會讀壞身體。隨著年歲的增長，他日益成為一個熱血少年，有滿腔抱負，恨不能破繭而出、直上凌云。

但是，在皇家的保護下，少年天子宋神宗缺乏平衡朝局的手段、循序漸進的耐心、消弭矛盾的智慧。這注定了即將開始的“熙寧變法”，將以大爭議、大悲劇的姿態，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里。

憤青與怪才的君臣配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從總體上看，的確存在危機。太平日子過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戶問題十分嚴重，官僚機構和軍隊不斷膨脹，所以財政吃緊。而6年之內，兩次皇帝大喪，多次自然災害，讓朝廷的賬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輕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賬，就認定全國山河一片窮。北宋的錦繡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過是搖搖欲墜。焉能不改革？

再沒有政治經驗，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須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詢問的目光投向了爺爺“慶歷新政”時的干將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檔范仲淹的倒霉下場給嚇壞了，他瞪著一雙渾濁的老眼，瞧了瞧這位血氣方剛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剛登基，應該廣布德政，我希望國家二十年內不動干戈。”

神宗當場氣傻了眼，既然老臣們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就跳過朝廷重臣，尋覓改革之臣吧。一個備受爭議的怪才映入了他的眼簾：王安石。

當時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靈魂，可謂天下憤青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們接二連三的訓斥弄得很不高興的神宗，立刻把這位偶像抓了過來，作為改革的指導老師。

王安石說：當然要變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說漢唐盛世，便是再現堯舜，又有何難。這番話有如一劑強心針，神宗立刻神采飛揚，拍案而起：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會朝廷上下的反對，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宰相職)，農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法……先后頒行天下，“熙寧變法”如火如荼地開始了。

一個人的改革悲歌

歷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這種君臣絕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對。

神宗急于改革，“同一戰壕中”的戰友情誼，讓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無條件支持。只要看看這張因反對改革而被罷黜的大臣名單，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堅決了——御史中丞呂公著、御史劉述、劉琦、錢镠、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翰林學士范鎮;甚至，歐陽修這樣的名臣、富弼、文彥博這樣的三朝宰輔……這張名單上，并非都是高傲守舊的貴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績出眾，有的甚至是要求變法的急先鋒。

神宗力排眾議的決心，不可謂不大。但結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徹底和王安石劃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時代;他的措施，忽視了人的因素。韓琦、司馬光都勸過神宗，王安石“個性剛愎、不通人情”，這種性格并不適合拜相。當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為官，一次宴會，包拯勸酒，王安石愣是從頭到尾拒絕，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過。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讓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讓滿桌人都不喝。一個不懂得通融、包容、恰當和稀泥的宰相，必然會事事掣肘。

神宗也漸漸意識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讓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規模的人事調動，已經震懾不住反對派，反而讓中間派也走上堅定反對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無一可用之人。

神宗的嘴角，掠過了一抹苦笑：他們不理解我，沒關系，我是為天下人的幸福而奮戰的。

但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個年頭里，被徹底粉碎了——1047年，全國反對新法的聲浪高漲，天旱無雨，饑荒蔓延。正當神宗心焦如焚時，宦官鄭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圖》，懇求神宗過目。畫卷上，不是百姓安樂，而是流離失所、賣兒賣女的慘狀。

狂熱的堅持，絕對的自信，在這幅地獄般的畫卷前崩潰了。宋神宗終于同意撤換王安石，啟用韓絳、呂惠卿。但很快，神宗察覺到呂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神宗不得不親自動手，獨撐變法大局。

雖然后來王安石短暫復出了半年，但可以說，從看到《流民圖》的這一刻起，廟堂之高，國家之大，真正憂心于變法的，只剩下神宗這位孤獨的行者了。

而直到宋神宗36歲去世，他都沒法改變這個僵局——為百姓福祉的變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對;作為皇帝，他卻被大臣們孤立;改革引起的爭議，加劇了朝廷中的黨爭，他卻無法壓制下去。

從某種程度上說，宋神宗是為了變法憂勞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國家，卻是一個變法失敗、黨爭紛起的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嚴重，百姓貧苦不堪，對西夏和土藩的軍事連年失利。這一切，都和他富國強兵的心愿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