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君王、皇帝多如牛毛，其中，能夠與唐宗宋祖那樣具有文韜武略的皇帝相媲美的不多，而清圣祖康熙——愛新覺羅.玄燁就是這不多之中的佼佼者。

一般說來，被后世譽為“祖”的都是開國皇帝，可康熙帝如果從滿清正式立國算起，應該是第四代，即便是從定鼎中原后算，也是第二代，然他卻被后世謚號為“圣祖”，這究竟是什么原因？

倘若認真地研究一下清史人們不難發現，康熙帝從十三歲計擒權臣鰲拜開始，平三藩，收臺灣，退俄寇，征西疆，治黃河，免租稅，哪一件事都是了不起的豐功偉績。所以，到康熙四十年前，整個大清帝國直可謂是河晏海清，國豐民足，萬邦來朝，雄視天下。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完全說明他雄才大略的全部和精髓，而只有領略了他在駕鶴西去之前、準備交班時的一系列舉措，方可獲得什么叫“偉大”的真諦。

與其它朝代一樣，清王朝也存在著這么一種現象：開國之初萬眾一心，縮衣節食，勇于進取，勵精圖治，忠奸黑白涇渭分明。可一旦承平日久，大大小小的官吏便開始驕奢淫逸，蠅營狗茍。其間，大地主、大商人與官府、權貴勾結而殘民以逞;軍政官員冒領軍餉，瓜分國庫，蛻變成城狐社鼠。故而，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大清國表面上盡管越發的繁榮昌盛，歌舞升平，但實際上已經是國庫空虛，各種社會矛盾和隱憂已令有識之士不寒而栗。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各級官吏的貪污腐化，行賄受賄。雖然當時康熙皇帝年事已高，疲極倦政，已有心無力地親自來作治吏這樣一篇大文章，但他作為無書不讀、深諳歷史的一代大政治家，豈能不懂得“治國即治吏，吏壞則國亡”的道理！因此，接下來的首要任務自然就是在眾多皇子之中挑選一個一身正氣，剛正不阿，既有菩薩心腸，更要有霹靂手段的人承繼大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大清國祚永續，富強昌盛。

其實，滿清從努爾哈赤起就有一個較之于其它朝代非常具有先進性的、獨特的傳統作法，即所有皇子一旦成人便開始學習政事，或入各部政府實習參贊，或派往全國各地微服私訪，體察民情。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每個人的人品、性格、能力、水平等等，均可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從而有利于皇帝的甄別和選拔。

那么，康熙朝的皇子們在實踐中都是怎樣表現的呢？太子胤礽懦弱昏聵，已經兩次遭貶。三阿哥胤祉深藏不露，八面玲瓏。八阿哥胤禩霸氣內斂，慣于作秀，善于交通權貴，更善于籠絡收買人心，朝廷里的諸多大員小吏，甚至包括九、十、十一阿哥都“緊密地團結在以八阿哥為核心的集團周圍”，氣焰熏天，當時朝野均認為接班非他莫屬！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禵均為俠肝義膽之士，英武豪爽。可此二人統領大軍縱橫疆場有余，文心周納，老成謀國不足。尤其是十四阿哥還與老八若即若離，互為依靠卻又勾心斗角。唯獨四阿哥胤禛不依不靠，慎獨正行，特別是在追繳贓款，懲治貪腐之事上大義凜然，唱紅打黑毫不手軟。如此，得罪了不少皇親國戚，封疆大吏，以至于當時的官場上給他起了個“活閻王”的綽號，其若不是“皇二代”，恐怕早就被人黑掉了。

深切地體察了諸皇子的優劣，康熙帝內心已將接替大位的人選鎖定在四阿哥與十四阿哥兩人身上，只是遲遲難以最后定奪。于是，他向桐城派的學術領袖，當時以布衣身份在上書房行走，亦師亦友的方苞先生求教：諸子皆佳，惟四子與十四子甚慰朕心。然，何人可繼大統，朕殊難決斷，望先生一言以決。

方苞不愧是大學問家，他不正面回答，卻用比喻說理道：此乃皇上家事，臣本不該置喙。然，皇家無私事，家事即國事。故，臣有二法可為圣上決疑——治大國如烹小鮮，火候、作料無不取決于掌廚之人。當下火頭已弱，味淡無鹽，亟需能夠旺火且敢于下重料之人也，此其一。其二，選皇子立一國之君，除其本人外，尚可注重皇孫，若皇孫天縱英明，則可保大清三代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