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不乏防冤措施 出入人罪制度

“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國專門確立的法官責任制度。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不直、縱囚與失刑三個具體的有關出入人罪的罪名。

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人們不斷對司法錯案進行反思，一些避免錯案的歷史經驗也逐步形成。

“順天則時”的價值取向拒絕錯案。中國古代長期奉行天人合一的觀念，《易經》謂“天垂象，圣人則之”，故而“觀雷電而制威刑”。刑罰又需要與五行相協調，“制五刑以法五行”，因此刑罰制度本身是天道自然的一種體現，制定刑法、實施刑罰，不完全是個人的行為，而是自然界的“道”。在“天人感應”的理論下，如果順應天道實施刑罰，則會得到上天護佑;反之，若違背天道，會導致“天事”不順，進而出現各種自然災害或社會動蕩。在這樣的觀念下，司法官員在審理中不能不極為慎重，絕不能有一絲懈怠。在天人感應觀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形成了“仁恕”、“重命”的法律思想。從現代科學的觀點看，天人感應的觀念在今天或許并不適當，但是其間顯現出的對于生命的敬重，對于抽象正義的敬畏，仍不乏積極的意義。

“罪疑惟輕”的司法原則排斥錯案。早在西周時期，古代中國的司法即倡導罪疑從輕的原則，認為對犯罪存疑的，可以從輕處理，或者進行赦免。《左傳》中更提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幾乎是推到了類似今日“疑罪從無”的地步。為了確認疑案，西周還實行“三刺之法”。對于重大的疑難案件，經過三道程序來決定，“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只有經過廣泛地聽取意見，嚴格的法庭審理，才能最終定案。只要確定是疑罪，就采取從輕、從贖或赦免的辦法來處理，這樣極大地避免了錯案的發生。“疑罪從輕”的司法原則，暗含了中國的傳統智慧，那就是“中庸之道”。盡管“疑罪從輕”的原則離現代出于保障人權的“疑罪從無”原則尚存在距離，但在千年前的司法實踐中，就能產生如此司法智慧，同樣令人驚嘆！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真正做到了疑罪從輕，實際上已經將錯案中犯罪嫌疑人的損失降低到了很低的程度。

“出入人罪”的法官責任制避免錯案。要確保司法權的審慎，重要的是建立權責相統一的制度，也就是造成錯案的法官責任追究制。“出入人罪”是古代中國專門確立的法官責任制度。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不直、縱囚與失刑三個具體的有關出入人罪的罪名。到了漢代，出罪與入罪的概念更加規范化，對司法官的處罰相當嚴厲。隋唐時期，出入人罪的法律規定更為完善，在律典中針對司法官出入人罪的具體情節，規定有詳細的處置規則。故意出入人罪的，要反坐法官。

也就是說被告本來無罪而法官虛構成罪，那就以法官所虛構之罪處罰法官;如果是過失出入人罪，均比照故意出入人罪減等處罰，過失入罪者，各減三等，過失出罪者，各減五等。唐代還專門規定非故意或過失出入人罪的責任，如果案件經復審仍未得實情，即使原審法官有出入人罪之嫌，但顯然既非出自故意，也非出于過失，屬情有可原，在承擔責任時比照過失出入人罪各減二等。在宋代，對于“失出人罪”，即法官因為過失而重罪輕判或放縱了罪犯，處罰很輕;對“失入人罪”，即法官因過失而輕罪重判，或者將無罪者入罪，處罰則很嚴，“失入一人有罰，失出百人無罪。”可見，歷代對于司法官出入人罪有著非常嚴格且細致的法律責任制度，其間體現出防止冤錯的鮮明價值取向。

嚴控刑訊的刑事法制減少錯案。從刑事司法實踐來看，多數冤假錯案都與非法刑訊有或多或少的關系。中國古代的立法中雖然明確規定可以實施“拷掠”，即刑訊，但是必須遵循嚴格的法律制度規定。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刑訊制度就開始走向規范化，拷掠的對象、書目、身體位置均有明確的法律規范，強調“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歷代法制嚴控拷訊的特色有二：第一，對非法實施拷訊者實行反坐制度。唐代規定，“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他法掠者，杖一百;杖過數者，反坐所剩。”

對執行刑訊的司法官吏實施反坐，有力地威懾了違法刑訊的行為。第二，法律要求拷訊不得超過本罪應加處罰。由于拷訊與最終的刑罰均為杖責，如果超過犯罪所應受杖刑，仍無法確定疑罪，就不允許再拷訊。這樣的制度設計，大大減少了因濫用拷訊而人為導致的冤假錯案。依賴拷訊的方式獲取口供雖然為現代法律所明禁，但在司法實踐中，類似的現象并不鮮見。對此，除了將拷訊所得口供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之外，從現實的角度而言，本著保障人權的觀念，需要建立更為細致的刑事訊問規范，加大司法人員非法刑訊的責任，從而嚴格控制拷訊。

由于人類理性的限度及現實世界的極端復雜，司法錯案很難絕對避免。但是，通過正確的價值導向、科學并嚴格的制度設計，錯案的比率是可以大大降低的。中國歷史中防止冤錯的司法思想及制度，可以為當代司法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值得深入體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