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百年來一直號稱以孔子思想為道統(tǒng)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來向他這個新主朝賀，是對斯文的嚴重侮辱。孔子早就說過，治國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悅，遠者來”，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別人來的呢？朱元璋為什么要這么做？

從事物的利害關系上分析，孔府已經(jīng)表示了合作的態(tài)度，他根本沒有必要這么做，這不會給他帶來實質的好處，只會讓天下讀書人側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經(jīng)這么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盤。竊以為，朱元璋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圣人后裔對他所建立的新政權的表態(tài)，他用一種公開的粗魯方式，羞辱一切代表舊道統(tǒng)的符號，就是要讓天下讀書人知道，看老皇歷是不行了。

讀中國歷史，當代人常會奇怪，君王淫威之下的人們肯定是極度缺乏尊嚴，天天垂頭喪氣的，特別是在自尊方面比較敏感的文人，但事實是，舊時代的士子們似乎并不覺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窩囊，哪怕直接面對高高在上的君王，自認為該爭的也還是要爭個不亦樂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那是因為，中國的讀書人死扭著“一根筋”。這根“筋”就是：他們倔強地認為，“治統(tǒng)”在皇帝那兒，但“道統(tǒng)”卻在自己手里。

宋濂是公認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開國功臣，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經(jīng)由宋濂之手建立的。朱元璋找人給自己的兒子當老師，首選仍然是宋濂。

但從實際考察，明太祖是并不怎么尊敬這位“宋先生”的。宋濂在子虛烏有的胡惟庸謀反案中，如果不是馬皇后力保，就差點受牽連掉了腦袋，這且不說，我們只要看看朱元璋對宋濂的評價就清楚了。

《明史》中記載，朱元璋召見一個叫桂彥良的儒生，當面夸獎他說：“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彥良頗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連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劉基。”這時候，朱元璋說了句掏心窩的話，“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言外之意是，這兩個人哪配稱“大儒”啊？

這段話表面抬舉桂彥良，實際是打擊宋濂和劉基這兩個公認的當代大儒，否定其道統(tǒng)傳承者的資格。朱元璋難道真的認為名不見經(jīng)傳的桂彥良是大儒？笑話！公認是大儒的劉基和宋濂在朱元璋眼里都沒有資格，“余子何堪共酒杯”？

朱元璋不僅要從精神上羞辱自認為是道統(tǒng)傳承者的知識分子，而且還要仰仗強大的國家機器，脅迫以道統(tǒng)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統(tǒng)”面前低下頭來，誠惶誠恐。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來朝見他。

“衍圣公”是一個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襲封號，各朝皆置。被朝廷封為“衍圣公”的人，即成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很少有一個新成立的政權會逼他去朝見的，帝王登基后去孔廟祭拜倒是屢見不鮮。

《明史》記載，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達攻占了山東濟寧，這個時候雖然戰(zhàn)事遠未完全結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勢已定，衍圣公孔克堅看來根本就不想讓新政權對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觀感，趕忙派遣兒子孔希學去拜會徐達。徐達將孔希學送到南京，孔希學上奏，解釋父親因病不能前來朝賀新主，朱元璋很不高興，給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諭”，其中明確要挾對方“稱疾則不可”。圣人的后裔當然體會得到“不可“這二字的力量，孔克堅“惶恐兼程進”。事實證明孔克堅并沒有說謊，洪武三年(1370)春他再次以疾告歸，結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在千百年來一直號稱以孔子思想為道統(tǒng)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來向他這個新主朝賀，是對斯文的嚴重侮辱。孔子早就說過，治國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悅，遠者來”，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別人來的呢？朱元璋為什么要這么做？從事物的利害關系上分析，孔府已經(jīng)表示了合作的態(tài)度，他根本沒有必要這么做，這不會給他帶來實質的好處，只會讓天下讀書人側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經(jīng)這么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盤。竊以為，朱元璋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圣人后裔對他所建立的新政權的表態(tài)，他用一種公開的粗魯方式，羞辱一切代表舊道統(tǒng)的符號，就是要讓天下讀書人知道，看老皇歷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