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復(fù)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漢武帝劉徹獨具慧眼，聽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見，推行“更化”政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舊兩重天，“換了人間”，其身價地位就像當今股票市場的“牛氣”似的，一個勁的往上猛躥。

其中最最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莫過于齊地菑川人公孫弘在“耳順”(六十歲)之年，以白衣而為博士、內(nèi)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風(fēng)光無限，顯赫一時，成為普通儒生用孔子這塊敲門磚撞開利祿大門的一面旗幟，使天下讀書人在經(jīng)歷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苦難，無賴皇帝劉邦拿儒冠當作尿盆使的屈辱，竇太后逼著轅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豬淫威之后，終于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亮光，冬去春來的希望，揚眉吐氣有期，彈冠相慶可待，于是乎個個精神抖擻，意氣風(fēng)發(fā)，準備到官場上一顯身手，大展抱負，用東漢大歷史學(xué)家班固的話來說，就是“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xué)士靡然鄉(xiāng)風(fēng)矣……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xué)之士矣”。(《漢書·儒林傳》)

公孫弘仕途騰達，官運亨通，當然是際會風(fēng)云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這也包括他自己有幾把刷子的因素。首先，處事謹慎，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從不做出頭鳥，更不和漢武帝搶鏡頭，“其行慎厚，辯論有余”，“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漢書·公孫弘傳》);“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同上)。總之，為人做事十分低調(diào)，收斂鋒芒，寧可犯政治錯誤，也決不犯組織錯誤，與漢武帝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生活比較儉樸，能比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優(yōu)點，符合朝廷“以孝治國”的基本原則。如對待自己的后母，奉養(yǎng)盡孝，勝于親出，自是人子的典范，堪為社會的楷模：“養(yǎng)后母孝謹，后母卒，服喪三年”(同上)。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樂于助人，將俸祿都用來安頓親朋好友的生活，常堂堂丞相居然毫無積蓄：“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余”(同上)。積德行善，有口皆碑。盡管汲黯等人辛辣指出公孫弘這么做動機不純，是狡詐的表現(xiàn)：“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同上)。可在公孫弘太極推手式的表現(xiàn)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責(zé)根本不能動搖漢武帝對公孫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能在風(fēng)波險惡的官場上如此游刃有余，進退從容，公孫弘的能耐不可不謂極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談吐頗有幽默感，為人不乏親和力，史稱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就是明證。這在復(fù)雜的官場環(huán)境中，是調(diào)節(jié)氣氛，改善關(guān)系的有效潤滑劑(就像今天的官場里，能信口便來“段子”的哥們兒，始終要比整天拉搭著一張苦瓜臉的家伙受到歡迎的情況一樣)。公孫弘具備這方面的天才，無疑對其在官場上立足有著巨大的幫助作用。因此《漢書·循吏傳》稱道他“通于世務(wù)，明習(xí)文法，以經(jīng)術(shù)緣飾吏事”。正是他不同于一般“迂遠而闊于事情”的陋儒的地方，為“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見漢武帝將他樹立為學(xué)者從政的典型絕非是無的放矢，心血來潮。

公孫弘雖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績，所謂“居官可紀”，可是卻存在著一個致命弱點，即心地十分狹窄，心理相當陰暗，患有無可救藥的“紅眼癥”，“文人相輕”、“官場傾軋”到了極端的地步。史稱其“性意忌，外寬內(nèi)深”;“多詐而無情”，這就是說，他小雞肚腸，大奸似忠，大惡如善，表面上一副謙恭和順、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形象，實際上城府極深，自我中心欲膨脹。當面是人，背后是鬼。同僚當中凡與他有隙怨者，“無遠近，雖陽與善，后竟報其過”。(《漢書·公孫弘傳》)真可謂臺上握手敘歡，腳下卻猛使絆子，懷恨在心，睚眥必報，遲早讓人家吃不了兜著走，稀里糊涂撞個頭破血流。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樣頗得漢武帝的信任，“上從其計”，“歲中四遷”(《漢書·主父偃傳》)。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諸侯王實力的建議，深得嗜權(quán)如命、專意獨裁的漢武帝的歡心，成為武帝身邊的大紅人，恩寵有加，權(quán)傾朝野。主父偃的得勢，讓公孫弘在一旁瞧著十分的不爽，他遂與主父偃結(jié)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時刻等待著報復(fù)的機會。

機會終于來了。主父偃由于懲治齊王、燕王等諸侯過于嚴酷，激起了王公貴族們的強烈反彈，加上他自己手腳也不干凈，曾“受諸侯舍金”，因此激怒了漢武帝。“大人豹變”，武帝遂下令將主父偃下獄懲辦。不過，直到此時，漢武帝還不想取主父偃的性命，“上欲勿誅”，可公孫弘不干了，他知道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下個店了。只有發(fā)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對主父偃落井下石，才能永遠除去這個自己在官場上的強勁對手，徹底釋放長期憋在自己心中的怨氣。于是他一改“不肯面折庭爭”的做法，旗幟鮮明，振振有詞，堅持要將主父偃處以極刑：“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漢書·主父偃傳》)。在他執(zhí)著的堅持之下，武帝最終改變了“欲勿誅”的初衷，下令將主父偃處死并夷其九族。可憐的主父偃，就因無意中得罪了這位“外寬內(nèi)深”的公孫弘而招致慘痛的殺身滅族之禍！公孫弘的陰險和歹毒，由此可見一斑。

至于公孫弘整治一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典型地體現(xiàn)了其大奸似忠、大惡如善的卑劣“小人”伎倆。

董仲舒是漢代首屈一指的儒學(xué)大師，治《公羊春秋》學(xué)獨步天下，無人出其右者，對漢代儒學(xué)的復(fù)興和發(fā)展曾發(fā)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仲舒遭漢承秦滅學(xué)之后，六經(jīng)離析，下帷發(fā)憤，潛心大業(yè)，令后者有所統(tǒng)一，為群儒首。”(《漢書·董仲舒?zhèn)鳌?有人把他比之為姜太公和伊尹，認為其功業(yè)卓絕，要遠遠勝過管仲和晏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董仲舒?zhèn)鳌芬齽⑾蛑Z。連王充這樣的漢代正統(tǒng)思想異端者，對董仲舒也是敬仰有加，喻之為周文王、孔夫子的嫡裔傳人：“文王之文在仲尼，仲尼之文在仲舒。”

公孫弘與他相比，不僅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要淺薄得多(他“年四十余，乃學(xué)《春秋》雜說”，出道晚的多)，而且水平更是要略遜一籌，“不如仲舒”。本來這是事實，也無礙于公孫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為學(xué)者與政客，畢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

但是，他氣量極其狹小之性格特征，決定了他根本無法容忍有人比自己在某些方面要強的現(xiàn)實，所以，他妒火中燒，忿恨滿腹，《漢書》用“嫉之”簡單兩字，活靈活現(xiàn)地刻畫出他對董仲舒的陰暗心理、仇視態(tài)度。

于是，公孫弘開始想方設(shè)法，處心積慮與董仲舒作對為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當時，漢武帝有一位胞兄，爵為膠西王，其人驕橫狂悖、兇蠻殘忍，把殺人視作小菜一碟，雙手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尤縱恣，數(shù)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級的高中層官員)。”于是公孫弘就鄭重其事地向漢武帝舉薦：“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就是讓董仲舒離開中央朝廷，去當膠西王的國相，企圖借膠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頸上的人頭。

漢武帝不知就里，還以為是公孫弘為朝廷舉賢，盡做丞相的職責(zé)，自然是欽此恩準。董仲舒當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孫弘的險惡用心，可是圣意似天，皇命難違，只好強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所幸的是，“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還多少有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姿態(tài)，沒有太為難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處處謹慎從事，三緘其口，終于保得首領(lǐng)，最后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敗了公孫弘借刀殺人的圖謀。

從公孫弘對待董仲舒的行為看，公孫弘的的確確是典型的“小人”。具體而言，他因?qū)W問遜于人而萌生殺機，足以見得其性格之狹窄殘忍;欲借刀于暴戾縱恣的膠西王之手，又足以見其害人手段之陰險毒辣，防不勝防。真稱得上是“內(nèi)行整內(nèi)行”的行家里手。更加令人叫絕的是，此人十分善于偽裝，明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卻偏偏能裝出一副誠心誠意，和藹熱情的樣子，“陽與善”，誘使你不經(jīng)意中松懈警惕，門戶洞開，以致深陷絕境，飽嘗苦果，輕則下獄，重則丟命。

古今同源，又有誰能說當今世道上就沒有公孫弘這類“小人”呢！與此類人交，可不慎歟？借用捷克著名革命領(lǐng)袖伏契克的話來說，便是“善良的人們，你們可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