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常常自稱“奴才”，既見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現(xiàn)在官員覲見皇帝之時。學界對此基本依照陳垣與魯迅先生的看法，視為清廷強行區(qū)分滿漢官員身份的措施。陳垣是這么說的：“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魯迅先生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yōu)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這其實是排滿浪潮影響下對“奴才”一詞的理解，當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與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實上，這兩個稱謂所對應的對象有一個變化過程。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中國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中，是一個常見詞匯。魏晉以降，常常作為賤稱、卑稱或詈罵之詞，出現(xiàn)于歷史記載之中。《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至明清時期，宮內(nèi)宦官常常自稱為奴才，也被人罵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楊漣傳》：“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與奴才本屬一意，并無多少分別。如《隋書》卷84《北狄》：“沙缽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臣與奴才二詞通假，起自于北方，由來已久。清入關以前，奴才一詞已出現(xiàn)于官方文獻中，《清稗類鈔·稱謂類》：“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于高麗，其表文，自稱‘后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于上國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習耳。”可見，滿洲舊俗，以奴才與臣相等，并不以為有辱國體。

清廷起于北方，滿語中有阿哈(Aha)，漢語意譯為“奴才”。沿其舊俗，奴才一詞在社會上也得以廣泛使用，當時及后世各種小說中也常有反映。《紅樓夢》33回，賈政說寶玉：“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罷了”。在很多時候，奴才及其衍生詞語都是賤稱和含有貶意的。入關后，這類詞語有時也出現(xiàn)在正式官方文獻中和煌煌上諭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諭中有“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在此種背景下，稱謂用語中出現(xiàn)“奴才”一詞，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了。

清入關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旗人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雍正朝還曾要求統(tǒng)一用臣字

資料表明，清入關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并未對奏章中稱奴才或稱臣進行統(tǒng)一規(guī)定。沿襲入關前滿洲舊俗，旗人面見皇帝及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稱奴才的。康熙時期，仍有兩稱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稱奴才又稱臣的情況。雍正初，清廷試圖統(tǒng)一相關稱謂，《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試圖統(tǒng)一相關稱謂：“凡奏章內(nèi)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雖然如此，我們看到，雍正時期的奏章中，仍然是兩稱并存，同為旗籍官員，既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漢文文獻如此，滿文文獻也如此。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稱“奴才”、“臣”而表示批評或斥責，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語。直到乾隆前期，此種兩稱并存的情況仍然可以見到。

與雍正朝要求統(tǒng)一自稱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滿族大臣公事與私事分稱臣、奴才

然而，此時旗員稱呼問題也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變化。一個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貴州官員張廣泗上奏請求將長子留在自己身邊，奏折中，自稱為臣，而將兒子稱為奴才，乾隆帝為此專門下旨，對張進行訓斥。這表明，雖然旗籍官員奏章中仍然兩稱并存，但這一現(xiàn)象已經(jīng)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對于旗下官員私事折，已經(jīng)開始要求稱“奴才”，以維護滿洲舊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對官員自稱進行規(guī)范。不過，這一次與雍正朝的要求統(tǒng)一自稱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與私事分開辦理：“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后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折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至此，清代官場稱謂中，奴才與臣的稱呼規(guī)矩基本確定。《清稗類鈔·稱謂類》記載了奴才稱呼運用的基本情況：“不獨滿洲也，蒙古、漢軍亦同此稱，惟與漢人會銜之章奏，則一律稱臣。”同時，“漢人之為提督總兵者，稱奴才，雖與督撫會銜，而稱奴才如故，不能與督撫一律稱臣也。王公府邸之屬員奴仆，對于其主，亦自稱奴才。”

大體上說，官方文件及正式場合稱奴才的，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滿洲等旗下官員，覲見皇帝、皇后時，自稱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這一自稱，無論官職尊卑，甚至官居大學士、尚書之職，仍然自稱為奴才。而漢族官員無論在覲見還是奏章中，都自稱為臣。這時稱奴才，顯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對滿洲舊俗的極力維護。

第二種情形：清制中，武職官員對皇帝，也自稱為奴才，雖然與督撫大員會銜上奏，都自稱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則視為習慣。至咸豐二年，將武職稱奴才之規(guī)矩推廣至武科舉人，令“嗣后中式武舉引見。俱一律奏稱奴才。如再有錯誤。即將該提調(diào)等奏參。”

清末，反滿浪潮迭起，人們對旗員與漢官的不同稱謂多有議論，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等聯(lián)名上“滿漢平議”折，提出“奏折中無論滿漢一律自稱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樣”。至宣統(tǒng)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后內(nèi)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時確定此制，并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其初制，本意在維護旗下舊俗，提示旗籍與武職人員時刻記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謂“國語騎射”，隨時準備效忠于王朝統(tǒng)治，這也推動了這一稱呼在社會上的廣泛使用。客觀上，這一稱謂也區(qū)別了旗人與漢臣的身份。

可嘆，一種激勵自我的稱呼，最終還是未能起到該有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