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大明王朝有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黨，他們不貪財不好色，以儒教道義嚴于律己，是清流的代表，但是他們沒能挽救大明亡國。大明亡國后，東林黨成為歷史，但中國清流沒有消失，他們至少從形式沒有亡，前清和晚清，中國都有清流黨。尤其晚清，清流甚至再次成為中國政壇重要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張之洞、張佩綸、翁同龢。他們的操守與東林人形似——不貪錢財，不好色，不怕“紀委”來查，系道德楷模。

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東林人神似：對內，他們抨擊貪贓枉法、昏庸無能的官員，對外，主張強硬外交，尊王攘夷。按《外交小史》一書的說法，“凡稍談外交、識敵情者，咸斥之為漢奸大佞，痛詆不遺余力”。如果你談外交，實事求是分析敵情，說他國強大的，都要被他們斥責為漢奸。

譬如翁同龢，教過同治和光緒兩任皇帝，兩朝帝師，他為官清廉，“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頗有明代東林黨風范，系晚清清流領袖。他厭惡貪官同僚，也厭惡西方政治制度。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根據自己與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經驗，對翁同龢這樣評價。竇納樂說，翁同龢是守舊派，以不變應萬變，反抗革新及進步。他的思想極端保守和落伍，只是在個人修養方面，翁同龢有學者風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美的典型”。

說白了，翁同龢是一位“古大臣”，這樣的“古大臣”，能夠救國嗎？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再次檢驗了中國清流的成色。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前，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對日本也進行了評估，翁同龢還寫出《倭事雜記》。積極主張對日作戰，而且應該“早戰”“速戰”，認為憑北洋之力可以一舉掃平日本艦。戰爭的結果，說明晚清清流對于中日戰爭的認識相當膚淺。

甲午戰爭尾聲時，大清國敗局已定。日本海軍圍攻劉公島，海軍統帥伊東佑亨在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勸降書，一語道出了中國清流不能救國的根本原因——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于今日乎？東佑亨的這封勸降信是用中國文言寫的，可見日本上層的古文功底。這封信說了什么呢？

伊東佑亨說大清國之所以今天敗給我們，不是君臣某一個人的罪過，而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結果。你們招攬人才必經過考試，而科舉考試考的是什么呢，文藝。所以從考場上出來的官員，都是通過文藝水平展示提升上來的。當文藝成為升官晉級的臺階，那么這種人物這種才華救國實用嗎？你們今天中國，情況和過去一樣，如果不去舊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圖變，可能屹立于世界強林嗎？常言道，旁觀者者清，而有時對手看對手更清。伊東佑亨一語道破中國在近代蒙受恥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所選拔的人才，都是些坐而論道的文藝青年！他們只想道德救世，不懂救國根本。

救國的根本是什么呢？我們把時間搖回晚明。作為學者、清官的東林人出仕時期，明朝已經到了江河日下地步，他們雖然認識到官場黑暗和內外交困的政治環境，但是作為封建傳統士大夫，他們竭力為國所做的，只是停留在維護儲君、防止后宮干政和排斥閹黨等方面，而沒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更沒有意識到禍亂中國的首魁，不是太監，也不是妃子，而是他們的主人——皇帝，以及他們身后的皇權制度。即便是個白癡混不吝，只要血統高貴，他爹是皇帝，他就天然成為接班人，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大臣就要極力效忠。這樣的國家會好嗎？

東林黨人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在國破家亡，返鄉閉門寫作，苦苦探索中華的出路。有一天，他拍案而起，仰天長嘯，禍根原來在這里！“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是黃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話。作為東林薪火相傳人，黃宗羲終于悟道：真正為害中國的，是歷代皇帝！是君主專制制度。他提出，合理的政治應該選舉出有能力的人來做首相、來做政府的領袖，而不是靠暴力、靠血統的皇帝儲君親攬大權。一個國家要強大，不能靠血緣治國，一定要靠能力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