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為什么沒有貪腐的皇帝？

中國歷史上一共有過幾百個皇帝，以與其所處時代相適應的標準來評價的話，有的是明君，有的是昏君，還有的是暴君。皇帝是數得過來的，大臣恐怕就數不過來了。在歷朝歷代數不清的官員中，真正有名的、被人記住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名，分為美名和惡名，都可以成為被記住的理由。這些人有的被稱為忠臣，有的被稱為奸臣，有的被叫作清官，有的被叫作貪官。

很顯然，形容皇帝和形容大臣的常用詞是不同的。這并不難解釋，“君君，臣臣”，尊卑有序，雖然都是人，但差別是巨大的。不同的位置適用不同的道德標準，相對應的形容詞自然也就不同，例如，忠是對大臣的道德要求，而忠的對象就是皇帝，皇帝本人當然就不適用忠這個形容詞了。與這一思路相近，本文提出“為什么沒有貪腐的皇帝”這個問題，也是從詞語適用的角度出發的，要問的其實是為什么作為形容詞的“貪腐”不適用于皇帝：為什么歷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貪官，卻沒有哪個皇帝被認為“貪腐”呢？

不存在“貪皇帝”，絕不是說所有的皇帝都是好樣的，昏君、暴君多了去了，但我們能想到的用在他們身上的形容詞，無外乎荒淫無道、驕奢淫逸等，而不是貪腐、腐敗、貪墨這些詞。為什么在用詞上有這一差別？“君君，臣臣”的框架就不足以解釋了，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得從所有權的角度入手。貪腐的含義是國家公職人員利用權力非法謀取私利。大臣是給皇帝打工的，應得的只是他的俸祿，在領工資之外多吃多占，都是拿了不該屬于他的，構成貪腐行為。

皇帝則不受這個邏輯約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國的財物都可以說是屬于皇帝的，就看他想不想拿，想什么時候拿。皇家財政和國家財政一般來說是“分灶吃飯”的，皇室用度也要受一定的約束，但這種制度設計是出于一個良好的目的，即為了“體恤民生”，圖個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本人不在乎這一套，他可以隨意突破那個“軟約束”(如直接從國庫劃撥，或者加稅)，用于自己的窮奢極欲，而這不過是相當于把自己的錢從左口袋挪到右口袋。用自己的錢當然不是貪腐，大不了算是浪費。

可見，皇帝是否“貪腐”，跟其行為的本質沒有關系，而是跟所有權相關，跟不同的所有制下適用的話語體系相關。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發，治理貪腐可以很簡單。不是有人打公有財產的主意搞腐敗嗎？直接把公有財產送給他就好了。雖然行為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但貪腐的定義不再適用了，“貪腐”于是就消失了。這聽起來像個笑話。沒錯，這的確是個笑話。可是現實中不停地有人在講這樣的笑話，而且講得一本正經，硬生生地把一個荒謬的道理講成了進步的方向。

這最典型地體現在國企改革問題上。一些對國企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拿出來的理由之一就是國企滋生腐敗，國企之所以有腐敗，是因為產權不清晰。那么，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就是明晰產權。國企里的確有貪腐，當下反腐中落馬的就有很多國企領導，比如蔣潔敏。蔣潔敏在石油系統有豐富的任職經歷，他的問題肯定與此有關。這讓我聯想到前一段時間播出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的一個人物，美國石油大亨哈里斯博士，哈里斯見到了訪美的鄧小平，受邀來中國考察。哈里斯說，他歲數大了，坐不了民航飛機，得開私人飛機過來，希望鄧小平給予方便。

蔣潔敏貪了多少，目前還沒有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沒有西方那些石油大亨的家產多。按照那些批評人士的邏輯，如果蔣潔敏或是其他什么人早點把中石油給MBO了，變成中國的石油大亨，那么無論他有多少錢，是買私人飛機還是買宇宙飛船，都是他自己的事了，不但不會因為貪腐落馬，而且還要以其高尚生活方式被捧成時尚先生，接受小資們的膜拜。批評家們還會以此作為中國轉型更成功的例證。將該邏輯推演至此，是為了展示其荒謬，但這荒謬只是現實的映射而已。那些早年搞了MBO化身為私營企業家的前國企領導，如今不是正在一邊慶幸，一邊為蔣潔敏等人感到不值嗎？

以這樣的方式反腐，其實什么也改進不了，只是玩了一個語言的游戲，并且在語言游戲的掩護下，創生更嚴重的腐敗。只要想一想，沒有貪腐的皇帝，不正是因為一人富有四海的帝制本身便是最大的腐敗嗎？允許一部分人占有自然的造物(資源)和一代人的積累，與全民所有(國有)相比乃是更大的腐敗。貪腐是全民之公敵，反腐是人心所向。但我們要知道，雖然不得不用詞語來描述現實，但詞語不是現實;雖然不得不用詞語來描述這場斗爭，但這場斗爭的目標不是詞語，而是詞語背后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