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后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史上泄漏宮廷內幕、隱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國書。

《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于湖南的曾靜投書案

曾靜其人，性迂闊，喜談道學，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書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興鯉魚塘鎮人。幼年喪父，母親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貧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屢試不第，于是斷了科舉入仕之念，在鄉村閉門授徒，經常向學生們散布反清言論。雍正五年，曾靜在省城讀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詩人和時政評論家呂留良的文章，對“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的詩句，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無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靜派得意門生張熙去浙江拜謁呂留良，但當時呂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交給張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等。不虛此行的張熙把這些著作帶回后，曾靜如獲至寶大喜過望。靜下心來仔細研究了“革命導師”呂留良的這些文集后，曾靜更加堅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張，他先后寫了《知新錄》《知幾錄》兩本書。在《知新錄》里，他大膽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歷城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復”“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又稱：“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壽。”他還集中列舉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和任控等，說雍正皇帝是歷史上少見的暴君。

曾靜以“華夷之分”理論入手排滿，并四處宣傳，鼓勵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復漢業，儼然一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啟蒙思想家。雍正六年，曾靜聽說川陜總督岳鐘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卻被皇帝拒絕，認為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而岳飛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殺的，所以岳家與滿族有世仇。曾靜便派學生張熙帶著他的書信到西安去找岳鐘琪，策動起兵反清。曾靜的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以岳飛抗金的事跡激勵為作為岳飛后裔的岳鐘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后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復仇。岳鐘琪是岳飛的二十一世孫，出生于武將世家，祖父岳鎮邦曾任左都督、紹興總兵，岳鐘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亂時立下戰功而升為四川提督，隨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軍隨同年羹堯大將軍入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由于戰功卓著，加之年大將軍因為飛揚跋扈被雍正整肅，結果岳鐘琪接任了年羹堯的川陜總督位置，一時間可謂是圣眷正濃，春風得意。

但是，川陜總督這個位置一向為滿族權貴子弟所壟斷，岳鐘琪雖說是漢軍八旗出身，但依舊被人嫉妒中傷，一些人躲在暗處給雍正偷打小報告，說岳鐘琪存有反心。據雍正后來說的，足足有一籮筐之多。這些猜疑和誹謗，并非都是空穴來風。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個叫盧漢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爺帶川陜兵造反了，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弄得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當然，這個盧漢民后來很快被抓住，經嚴格鑒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關部門最后將之從速處死了事。“盧漢民事件”發生后，岳鐘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辭職，但雍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不但沒有責怪岳鐘琪，反讓岳鐘琪繼續“鼓勵精神，協贊朕躬，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圣上如此寬厚待己，岳鐘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對清廷忠心不二，根本無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尋找機會報答皇上。這次張熙來勸岳鐘琪謀反，給岳鐘琪一個向皇帝效忠盡力的好機會，由于事情重大，岳鐘琪派人將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報雍正，請求如何處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諭旨中不無惱怒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嚴加審訊。雍正還主動建議說，不要采用原先那種簡單粗暴的刑訊逼供，而要想個引蛇出洞的法子進行誘供，定要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于是，岳鐘琪按照雍正的密旨，開始秘密審問張熙。張熙倒還有點骨氣，打死我也不說。岳鐘琪使了個詭計，假稱前面是試探他，還和他歃血為盟，岳鐘琪見張熙已經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順勢說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邊沒有諸葛亮、劉伯溫這樣的謀士，一時也無從動手。張熙聽后，就上當了，便說自己的老師曾靜英明睿智，必定能擔此重任。不僅如此，張熙還得意地告訴岳鐘琪，他們在湖廣、江西、兩廣、云貴六省都已發動了群眾，“一呼可定”，反清事業定然成功。此時，岳鐘琪方知曾靜是幕后指使人。岳鐘琪獲得真實情況，馬上向雍正作了奏報。由于張熙已說出內部情節，曾靜也無法隱瞞實情，交代了他們與浙江呂毅中、呂留良弟子嚴鴻逵等人的聯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欒祿、副都統黨羅海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聯合拘訊曾靜.

雍正得知曾靜的荒唐之舉是受呂留良的影響后，便對早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恨之入骨。呂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講學，很有名氣。順治時，他參加過考試，后來歸隱山林。地方官幾次以“山林隱逸”要他出來做官，他都辭謝。呂留良招徒講學，號召人們要堅持漢民族立場，不要為夷狄政權服務。在他的語言和文字中，從未承認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權。康熙時期，有人推薦呂留良做“博學宏詞”的考選，他也不參加。最后，他終于削發當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盡管呂留良隱居山林之中，從事著書立論，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氣，以及學識淵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響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將曾靜與死去的呂留良嚴格劃分： “曾靜只譏及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于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尤較曾靜為倍甚者也。”

于是，龍顏大怒的雍正帝下了嚴旨：“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鈔錄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清朝官員一邊在湖南逮捕曾靜、張熙，一邊在浙江迫害呂留良的家人。呂毅中和沈在寬(嚴鴻逵學生)被誅殺，連去世多年的呂葆中(呂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處分。還將呂、嚴兩家直系家族凡16歲以上的男丁全部處斬，15歲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殺，就是發配功臣家為奴，真是慘絕人寰。連刊刻呂留良之“逆書” 的車鼎豐、車鼎賁，都是秋后執行斬首，孔用克、周敬輿私藏禁書，也被“斬監候”。

雍正為讓曾靜、張熙作為活口人證，對之耐心“開導”、軟化，使軟骨頭的曾靜從反清轉而竭力譴責呂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寫出《歸仁說》，從理論上陳述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要世民“歸仁”于清。曾靜同時為自己誤信了呂留良的邪說表示痛心懺悔，說什么“該死該剮的罪，盡是呂留良之說所陷”，誤解了英明君主。同時，又對雍正大肆歌功頌德，什么“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純熟，學問之深淵，歷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之渾然”，贊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是“數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來，雍正給曾靜以特別優待，不僅沒有責罰，而且還玉食錦衣地將其供養起來。他命令地方官員安排曾靜到湖南觀風整俗使任職，又命奕祿帶他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各省學府去現身說法，當眾認錯，并為雍正辟謠，宣揚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的各種功德，以消弭全國文人的反清情緒。通過審訊曾靜，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實隨從，在各地宣揚他用非法手段篡奪皇位的內幕，針對曾靜、呂留良及弟子嚴鴻逵的反清觀點，寫出關于清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的辯論，并與曾靜的供詞及《歸仁說》，匯編成《大義覺迷錄》四卷頒發天下。這本書的書首為雍正的一篇萬言長諭，其后是訊問曾靜等人在獄中受審的供詞，最后附上曾靜的《歸仁說》一文。四卷本《大義覺迷錄》是曾靜的文字獄的歷史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雍正在曾靜投書案結束后，親自編纂，刊刻成書。

《大義覺迷錄》刊印后，雍正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不學習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義覺迷錄》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冊，分發給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發送給各省高級官員，各省督撫還收到一套作為其所在省的印書館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發給本省的大量的低級官員，后者繼續傳遞給縣鎮內的讀書人。疆域遼闊的大清國中，大多數人并不識字。雍正皇帝選取了才學與道德都值得他信賴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講《大義覺迷錄》的宗旨。這些長期埋首于儒學經典與權力斗爭中的京城官員，穿越還算繁華的市鎮，走到人煙稀少的鄉村。在所到之處，他們建立起一座座臨時“龍亭”，焚燒香料，在努力營造的莊嚴氣氛中，大聲宣講《大義覺迷錄》。據記載，當時在蘭州的一場講授中，宣講者是鄭禪寶，大約有一萬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誠地聽講，在理應人煙稀少的酒泉，則有兩萬人加入了聽眾的隊伍。全國的其他各地，也是書聲瑯瑯，對《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不絕于耳。

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后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雍正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并下令說：“曾靜系朕特赦之人。”釋放曾靜時，雍正皇帝還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的繼承者乾隆卻和雍正對此事的看法不一樣，甚至是背道而馳。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僅僅43天，就將曾靜、張熙處以磔刑，并嚴令收繳和銷毀《大義覺迷錄》，列為禁品。若是民間有人私藏或閱讀此書者，一律處死。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御制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有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