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說關羽“大意失荊州”，看來落腳點在一個“大意”上，言下之意如果關羽不“大意”荊州是可以確保的，或者說如果派一個不“大意”的人比如諸葛亮守荊州，荊州也不會丟。

歷史無法如果但可以合理的地去分析，關于這些“如果”，究竟會怎么樣呢？

一、劉備的“品”字形戰略布局

赤壁之戰前劉備一直奔走寄寓，沒有屬于自己的地盤，為躲避曹操的進攻他來到了荊州，在劉表的安排下先后駐扎在新野和樊城，在諸強爭雄的格局中他一直處于從屬的地位，這種局面因赤壁之戰而改變，赤壁之戰后劉備完成了三步重大戰略布局：

第一步是借荊州，劉備以孫劉聯盟為籌碼從孫權手中借來半個南郡，從而擁有了南郡的絕大部分，南郡是荊州的核心和精華，劉備擁有南郡，占有了地利優勢，又被孫權以表奏的形式推舉為荊州牧，在程序上為進一步拓展地盤創造了條件，劉備抓住機遇迅速向南、西、北三個方向擴充實力，都取得了積極進展，荊州7個郡中劉備很快占有了將近4個郡，在“三分荊州”中處于領先。

第二步是奪益州，劉備抓住益州牧劉璋對曹操的畏懼心理，同意替劉璋去打漢中的張魯，劉璋的戰略是，漢中如果被劉備攻下就讓他駐守在那里替自己擋曹操，拿劉備當一頂鋼盔。劉備假裝甘于被利用，率兵到益州后不急于進攻漢中，而是廣樹恩信，尋求時機，期間盤桓一年之久未動手，主要考慮的是盡可能收攬人心，時機成熟，一舉反攻，占有了整個益州。

第三步是取漢中，這一步是才對劉備的真正考驗，與前兩步的“智取”不同，這一步只能“力奪”，而且是從老對手曹操那里去虎口拔牙，但漢中不取又不行，沒有漢中作屏障益州隨時風雨飄搖。漢中之戰是劉備個人軍事生涯的顛峰，在沒有諸葛亮參謀運籌的情況下，依靠法正的智謀和黃忠、趙云等人的勇猛先殺曹軍元帥級人物夏侯淵，繼而又大敗曹操本人，贏得十分精彩。

縱觀以上三步，一氣呵成、恰到好處，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基本戰略規劃，該戰略規劃的要點是北不與曹操爭鋒、東與孫權聯手，立足荊州、徐圖益州，形成與曹操、孫權三足鼎立的局面，之后從漢中、襄陽同時出擊，統一天下。

“三足”之中，曹操打了10多年的仗才成一足，孫權更靠的是父子3人多年的共同努力，而劉備得之最易，除去天時、地利與人和，清晰可行的戰略規劃是關鍵，這一規劃初步完成后，荊州的公安、益州的成都和漢中這3點構成了一個“品”字形布局，從控制的面積來看甚至略超孫權，當然這指的是“有效面積”，不包括孫權能影響到的廣大交州地區。

劉備、張飛坐鎮益州腹地，關羽坐鎮荊州，魏延坐鎮漢中，關、魏二人都是虎將，也都是“鷹將”，在軍事上都頗為積極主動，如果順利，劉備的地盤還會進一步擴大。

二、劉備荊州戰略的天生不足

但是，劉備的戰略布局也有天生的弱點中。漢中與成都隔著大巴山，成都與荊州隔著崇山峻嶺和險峻的三峽，漢中與公安之間不僅道理險阻，而且襄陽仍在曹操控制之下，雙方事實上也處于隔絕狀態。劉備手里的3處戰略要點其實是3個獨立王國，按照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一旦發生大事，各方之間很難相顧。

劉備或許并不這么看，就在奪漢中之前，孫權派兵渡過湘水向劉備施壓，雙方出現過一次危機，劉備迅速由成都前往公安，并派關羽到益陽與魯肅交涉，這是就著名的“單刀會”，經過討價還價，雙方各讓一步達成了妥協。

這次危機的處理讓劉備誤以為即使自己身在成都，也能有效地指揮和應對荊州事務。

但那只是一場危機面而不是突發事件，真正迫在眉睫的大事發生時不會讓劉備還這么從容。“品”字形得以穩固，緣于各支點間能互相借力和依托，必要時可以互相支援、互成犄角，而無法形成合力的“品”字形就是3根獨木，遇到大風吹來，便會次第倒下。

“隆中對”重點描述了第一階段的戰略規劃，那時劉備還只是寄寓者的身份，這個規劃對他來講是相當超前的。然而，一切戰略規劃必須以空間為載體、以時間為緯度，必須根據事態的發展變化不斷做出調整和修正，從赤壁之戰到取漢中時間過去了整整10年，10年間天下又發生了很多事，而新版的“隆中對”似乎并未提出。

探究其中的原因也許比較復雜，不是諸葛亮智謀不足，而與他10年間所處的“崗位”有很大關系，在荊州期間諸葛亮以軍師中郎將的身份到江南三郡協調賦稅，一呆就是幾年；劉備奪益州，龐統是主要智囊；占領益州后，諸葛亮的主要精力是協助劉備管理左將軍府，同時還兼任蜀郡太守，而當時劉備的“謀主”是法正。

所以10年間諸葛亮一直專經實務，而劉備也忙于爭奪地盤，都沒有精力認真思考下一個戰略該怎么制定。

（荊州古城）

三、關羽發動的那場大戰役是如何決策的？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7月劉備漢中稱王，8月荊州的江漢一帶下起了大雨，這場雨下得很大，不僅連下了數天，而且雨量充足，漢水暴漲。

曹軍在荊州方向的主要據點襄陽和樊城都在漢水邊上，一個在漢水南岸，一個在漢水北岸，漢水發了大水，“平地數丈”，城池及曹軍的軍營都被淹了，這引起了關羽的沉思，他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于是突然率軍北上，出擊曹軍占領的要地樊城。這是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無論成與敗，它都將打破孫權、劉備和曹操三家的勢力布局。

這次行動是如何決策的歷來有不同說法，有不少人認為這是關羽在未經請示劉備、也沒有知會諸葛亮的情況下發動的，劉備漢中得手，上庸三郡成片，使得襄陽、樊城地位變得孤立，曹操新敗于漢中，曹軍士氣低落，攻取襄陽、樊城的條件成熟了。

劉備稱漢中王后關羽被任命為前將軍，反超馬超成為劉備集團的武將之首，以關羽的性格，對外即便不張揚，內心還是很喜悅的，新官上任一般會有所表示，關羽決定打一場大仗來表示一下。當時劉備遠在漢中，諸葛亮在成都或者也在漢中，而戰機稍縱即逝，關羽來不及請示，就自己決策了。

但還有一種看法，認為關羽是請示了劉備并經劉備同意的，理由是這么大的事關羽無權決策，成都、漢中雖遠，但溝通肯定是暢通的。

不過，翻開《三國志》中關于此事的記述或許會有另外的認識。根據《三國志》武帝紀，曹操兵敗漢中后退到了長安，在那里他向襄陽的曹仁下達了一道命令，讓他率兵討伐關羽，史書的記載是：“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根據這個記載，仗是曹軍主動發起的。

然而，時間概念始終是《三國志》等經傳體史書的一個弱項，同樣是《三國志》，對這幾件事的時間順序也有不同的記載，到底是關羽先進攻、曹操再命曹仁討伐關羽，還是曹仁先討伐關羽而關羽才率軍北上的已無法形成定論，但兩種情況都是存在的。

前一種情況似乎理由不夠充分，因為曹操剛吃了大敗仗，怎會突然在荊州方向主動出擊呢？

推測起來有兩種可能：一是減輕關中方向的壓力，漢中已失，曹操擔心引起連鎖反應，所以在荊州故意挑戰，提醒劉備別不管不顧；二是減輕合肥方向的壓力，曹操還沒退到長安時，這一年7月孫權趁火打劫，在合肥方向動手，當時曹操在合肥的兵力不到一萬人，曹操知道荊州不僅是劉備的地盤，也有一小半歸孫權，他想在荊州制造事端，把孫、劉的眼光都吸引過來。

四、劉備想不想救關羽并不重要，因為根本救不了

接下來關羽北上，勢如破竹，殺龐德、俘于禁，“威震華夏”。眼看“三足鼎立”的均勢被打破，孫權比曹操更急，他搶先下手，背后一刀，關羽被殺，劉備的荊州落入孫權之手。

史書對這場決定三方勢力消漲的重要戰役記載得并不詳細，尤其是成都方面如何看待這場戰役、如何支援和策應關羽的軍事行動缺乏記載，因此留下了很多讓人想像的空間。

有人認為，在關羽發動戰役的幾個月時間內劉備和諸葛亮并沒有任何作為，既沒有派一兵一卒前來支援，也沒有下達過什么命令，有點不合常理的，有人甚至得出了陰謀論，認為是劉備和諸葛亮借孫權之手除掉驕傲且不聽指揮的關羽。

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即使劉備或者諸葛亮有這樣的想法，拿荊州作代價未免不可思議，對劉備集團來說荊州既是前方也是后方，劉備入蜀后一同追隨而來的還有大量荊州人士，這些人世代居住在荊州各地，親屬、祖業都在此，荊州丟失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將承擔巨大的犧牲和痛苦，諸葛亮怎敢如此向劉備提建議？

那么劉備為什么沒有去救關羽的具體動作呢？

分析一下，有幾個原因：一是上面說的，益州和荊州間道路阻隔，聯系不便，關羽北上后戰場又移向長江以北幾百里的襄陽、樊城一帶，信息交換一來一去最快也得十天半個月。

二是也是上面說的，如果是曹軍先發動的進攻，此次戰役事先關羽就無法跟劉備、諸葛亮認真商量研究，從而也無法形成戰役的整體方案和規劃，關羽倉促起事，初期劉備又在由漢中回成都的路上，所以反應不夠及時。

三是戰役雖然于7月發動，但轉折點出在10月以后，開始關羽一路高歌猛進，氣勢壓倒對手，不存在緊急救援的問題；四是戰役急轉直下的關鍵是孫權背后一擊，當時孫權是聯盟，曹操是敵人，孫權的一舉一動在荊州的關羽最清楚，而遠在益州的劉備和諸葛亮卻很難把握和預料。

所以不是劉備想不想救，而是根本來不及救。

五、劉備退守成都而孫權三次向前推進大本營

關羽丟失荊州，不是一時粗心被敵人暗算，也不是錯用了麋芳和傅士仁，更不是劉封、孟達沒有及時出手相救，而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即使關羽事先料到孫權會背后下手而有所準備，即使麋芳、傅士仁不投降，即使劉封、孟達舉上庸之兵來救援，荊州一樣會丟，只是時間長短問題。只要孫權下決心在荊州動手，以孫、曹兩方強大的實力，關羽根本撐不到劉備從益州來救他，荊州之失，非失于“大意”，而是失于地理、失于戰略。

孫權是一個實用型的戰略家，沒看準的事一般不會輕易動手，寧愿先跟人當“孫子”也不會冒然發難，當他舉全力西進時，就一定志在必得，而曹操的實力更不容懷疑，開始戰局不利與天氣有很大關系，同時與兵力部署沒有到位也有關，隨著冬天的到來，暴雨的結束，以及各路援軍的到達，關羽在戰役初期形成的優勢已不復存在了。

還在孫權未動手前樊城前線關羽就遇到了勁敵，這是老朋友徐晃率領的一支援軍，樊城外徐晃連破圍頭、四冢等關羽的營壘，基本上已解樊城之圍，孫權背后動手只是加速了關羽的敗亡而已。

當年“單刀會”劉備尚且親赴荊州，這一次為何沒有直接赴荊州指揮呢？這得從時間上看，劉備7月份還在漢中，荊州8月就開打了，劉備在漢中稱完王，忙完一系列重要的事，回到成都需要一定時間，回來后前方情況不明，又需要時間來判斷，戰事進展匯報一來一回也需要時間，時間對劉備來說太不利了，等劉備意識到大事不好，也就來不及了。

還有人說守荊州的人如果換成諸葛亮肯定沒問題，這種說法也未必成立，統帥在戰役中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還是綜合實力，在荊州戰場上劉備的實力與曹操、孫權加在一起的實力并不具有可比性，給諸葛亮運施展謀略的空間極為有限，一旦形成對峙，荊州必失。

要保荊州不失也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劉備把經營的重點不要放在益州而是荊州，如果他派諸葛亮經營益州、派魏延坐鎮漢中，自己和大本營都放在荊州的話，孫權想搞小動作就得多思量思量了。

與劉備相比孫權在戰略上更為積極主動，江東的大本營最早在吳縣，也就是今天的蘇州，孫權接班時曹操特意以朝廷的名義要求孫權“屯吳”，意在限制其發展范圍，但孫權總是設法向前推進，接班不久就把大本營前推到了京口，即今鎮江，赤壁之戰后又推進至建業，即今南京，此次取得荊州后更是把大本營一口氣推進至武昌，即今鄂州。

看來孫權比劉備更明白，只有自己親自經營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戰略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