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由香港制作的一系列功夫電影火遍大江南北。時空背景放在了內憂外患的清末民初。大家因此熟悉了這樣一個橋段：無論主角是陳真、霍元甲還是黃飛鴻，其成名路上往往要擊敗一個身體強壯、態度傲慢的外籍大力士。從文藝創造到歷史的距離似乎并不遙遠。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網絡上輕易檢索出“曾經打敗西方大力士的武術家”的列表。其中最有名的故事里，反派主角外號“震寰球”，是一位曾游歷全球的俄國大力士，真名康泰爾的他獲得過許多拳擊比賽冠軍。

故事的時間地點非常詳盡：1918年9月康泰爾到達北京，在中央公園設擂比武，還在報紙上刊載了廣告，其文案中的貨幣單位極為詭異——“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今來京特設擂臺三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腳者，賞50盧比。能將他打倒一次者，獎金牌一枚。”在故事中，天津中華武士會在民族精神感召下，派出二代弟子韓慕俠等人應戰。中國武術大師當然獲得了最后的勝利。

可惜這項“榮譽”并不專屬韓慕俠。《體育文史》雜志曾在1993年發表《劉百川擊敗康泰爾始末》，新增一位為國揚威的好漢外，故事的時間地點也轉換到了1916年的上海;而主角身份是另一個“微創新”的突破口。一位回族身份的河北武術家王子平，憑借擊敗康泰爾的事跡也進入了《中國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期刊雜志。如果把反派的姓名再修改一下，名單還可以開列的更長：七星蟑螂拳傳人范旭東、少林高僧釋德根、中華武士會的創辦者等人。他們都有同樣的經歷——某西方大力士在中國擺擂，打傷或打死中國武師多人，嚇得無人再敢挑戰，主人公看到后大怒，在幾回合內擊敗或直接打死西方大力士。“本土武術家痛毆某國大力士”已成為一種文藝創作模版。閃耀著愛國主義氣息的故事，經歷了幾乎百年不間斷的編撰、潤色、演繹和傳播。

最先將康泰爾來華改寫成如今故事雛形且有相當影響力的，是三十年代民國雜志《國術周刊》主編金警鐘撰寫的文章。他新增了演武前夜的情節：韓慕俠不滿限于“演武”，遂到康泰爾居住的六國飯店將其打敗，第二天又在中央公園將康泰爾嚇跑。“中國武術大師擊敗外國大力士”的橋段自此大量傳播。《國術周刊》是一份國民政府官辦的雜志。“官方媒體”不顧新聞原則看來是有道統的。國民黨對武術(即國術)的熱愛不單單源于國民黨濃重的民族主義氣質，更因為早在1909年，陳其美、宋教仁便委托國術師組織“精武體操會”，該會是霍元甲所屬“精武會”的前身。國民政府成立不到一年時，就設立了中央國術館，并發展成一套從中央到縣級的武術推廣體系。其實，在中國兩千余年不絕的“大一統”治理邏輯下，韓非子“儒以文亂法， 俠以武犯禁”的教導，歷代領導核心始終銘記。國民黨人的例外，是因為清中葉以后中央政府始終沒能重建暴力壟斷的權威。

太平天國起義時，清中央對暴力機器的壟斷明顯松動。地方武裝崛起，一路發展直到庚子拳亂，東南互保，各省的軍閥化幾近完成。地方實力派認為武術家是難得的人才，需求空前繁榮。更為重要的因素在于庚子拳亂后，清廷試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寬松開明政策，為清末社會團體的興起和武術社團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故事的發生自此具有了合理的時代背景。直至中國大陸權力更迭，民國武師多有“會道門”背景，并與國民黨關系深厚。因此在鎮壓反動會道門運動后一蹶不振。當大陸告別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年月，對外開放后，中外的交流令落差再一次顯現出來，民族主義的復興與之同步。

在此背景下，文藝作品市場對一切能證明“我們不差，反而很強大”的信息都空前渴望，所有能承載如此信息的形式——小說，雜志，電影，連環畫，都會賣座。行業雜志采編人員對本國、本行業的赤誠從未改變。

1982年1月《北京體育》雜志采訪了韓慕俠的女兒韓小俠，最終成文的報道中，康泰爾被描述為身高兩米，力量一萬四千磅的大力士，更打遍了46個國家，另取得10枚金牌。這一版故事體現了對細節的追求。比如康泰爾在北京的事跡又多了“單手拔河勝了20名大漢”;比武階段擺下的擂臺原則為“打死勿論”，時間改為七天，前五天無人敢應戰，韓慕俠聽到消息后義憤填膺，立志絕不讓后世記載為“無人應戰”。于是，考慮到被打死的可能，便安排好后事趕赴北京。故事的演化與完善幾乎沒有盡頭。

1988年，一本《武林奇杰韓慕俠》的小說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書中先描述康泰爾遍訪天下高手勤奮學藝，后周游各國卻在上海被中國拳師打敗，于是改變策略在北京演武，這樣一來就“向下兼容”了最初的報道。但人到北京后，驕狂復發，主持舉辦萬國武術大會。整個故事在多處進行了戲劇化處理，為了使42歲的韓慕俠參加比賽，還加入了三顧茅廬的橋段。1995年，韓小俠女士將整個故事提升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他的父親成為了周恩來的師父。發表在綜合性文史期刊《縱橫》的這篇文章，除了將《武林奇杰韓慕俠》中虛構的故事概要引用外，還描寫了韓慕俠教周恩來形意拳的“歷史”，據稱，此后功夫高手周恩來在指導中央特科工作時，因為武功高強甚至親赴懲治叛徒的第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