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先哲是很重視吃的。孔子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老子則說“圣人為腹不為目”：這就是說，圣人只是為了吃飽肚子，而不去關注五彩繽紛的世界。老子這種將“吃飽飯”看成是人生目的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的話語系統。在中國，干工作與掙飯吃經常可以劃等號，如說“靠打獵吃飯”、“靠種田吃飯”，甚至文人也會說“靠賣文吃飯”。工作好與吃飽飯一致，換工作叫做跳槽，工作干不成了說是丟了飯碗。工頭嚇唬工人最妙的言辭，就是“不好好干，我砸了你的飯碗”！

進食之點為口，所以在漢語中，口比其他器官都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人的代名詞。說“你家有多少口”，無人誤解，而說“你家有多少眼”，則會令人發笑。當然，人有雙眼，不如一張口好統計，但鼻子卻是一個，又有誰說“你家有多少鼻子”的？此外，如人口、養家糊口等等，都是以口代人，并不專指嘴巴。“頭”有時候不服氣，想與“口”抗衡，如說人頭、人頭稅，亦可代替整個“人”。但總的來看，在與“口”的較量中，“頭”還是失敗了。中國人寧愿將“頭”贈給豬、牛，也要留住“口”。說你家有幾頭豬、幾頭牛可以，但說你家有幾頭人，你肯定以為對方在罵你。中國有句天人合一的妙語：“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口丁。”

將吃上升為文化，就是說中國的吃不單指入食充饑。而具有普泛的文化指稱。說這人受歡迎，就說吃香;不受歡迎，就說不吃香或吃不開。說這人受得了，就說吃得消;受不了而想拒絕，就說不吃這一套。總之，在中國似乎什么都可以“吃”，信宗教可以說成吃教，打官司可以說成吃官司……不一而足。“食色、性也”，但是，中國人對性也經常做食的處理。說某某女士“有味”，也就是“好吃”。一個沒有出息的丑男人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子，說成是“好一塊肥肉，落到狗嘴里”。漂亮女子的嫵媚動人，叫做“秀色可餐”。

中國的倫理關系中，吃也大行其道。中國人有一個父母、姊妹、朋友推展開去的關系網，網內的人俗稱熟人，網外的人叫作生人。生人自然是不會讓你吃的，但在熟人面前就可以開口。吃著吃著吃出味道來，就可以議論熟人的人品了。“品”字由三個“口”組成，表示經常吃才會品出味道來。一般來說;吃別人多而不讓別人吃，謂之人品壞;吃別人少而讓別人吃得多，謂之人品好;平等互吃者則為不好不壞的常人。所以，在中國要想做個好人，就要少向別人開口，而一旦別人開口，就要無私奉獻。不過，老子有一句深奧的哲理名言，叫做“反者道之動”。一味吃別人而不讓別人吃，會被看成品德敗壞而受到社會的唾棄;反之，人若擁有了人品好的名聲，社會就會主動讓他多吃幾口，獲利亦不薄。于是，中國的聰明人就學會了一種吃的技巧“將欲得之，必固予之。”你先讓別人吃幾口，給他點甜頭，然后才有可能多吃他幾口。“吃文化”在人際關系上的表現還潛藏著一種平均意識，就是誰肥吃誰，所以歷次農民造反都有“吃大戶”的均貧富行動。

中國的美學與吃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審美屬高級的精神活動，西方人一般都認為審美感官為高級感官，為眼睛(繪畫、小說、建筑、書法等)和耳朵(音樂、歌曲等)所獨占。但在崇尚吃的中國，卻有著與眾不同的“味覺美學”。美之為詞，本來就來自“羊大”，意即好吃。因此，中國對于文人高雅的精神產品，照吃不誤。若是理解了作品，叫做吃透了，不太理解叫做還沒吃透;若是太高雅而一般人看不懂的作品，就說太難啃、啃不動。說一個人求知欲強，就說他如饑似渴地啃書本。直至今日，人們仍將文化與餐飲相聯系，謂之“文化快餐”。而古代的作品節奏緩慢，更需要細嚼慢咽。于是，對作品的吃就被品所取代。中國文論注重作品的“詩味”、“韻味”、“滋味”，就是欣賞者在不斷地細嚼作品之后品出來的。所謂好作品，就是要耐嚼，能夠使人“回味無窮”。所謂《詩品》，就是對不同詩人的作品品味之后，定下一品、二品、上品、下品……的等級，以示味道的好壞。

餐飲與文化的聯系，中餐與西餐的差異，已有不少人在研究了。說中餐是和合的，西餐是分裂的;中餐符合辯證法，西餐則是片面孤立的。言外之意，中餐足以代表中國文化。毫無疑問，吃在中國文化的結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國，“天”是至高無上的概念，但中國還有一句俗語，叫做“民以食為天”。如果食可以為天，那么飯店也可以看成是準教堂。事實上，中國的飯店確有教堂的部份職能：給孤獨的人以情感上的慰藉，協調人與人的關系。與哥們兒在飯店里吃一頓，還有什么孤獨可言？與別人有了隔閡，只要在館子里喝一壺，矛盾就會化解。而且中國的飯店還具有西方的教堂所沒有的職能，就是能將辦不成的事辦成。幾個人那么一坐，茅臺酒那么一灌，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兒。

林語堂有一個傳遍世界的“大幽默”，說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住在英國的鄉間，屋里有美國的水電設備，有日本的太太，法國的情婦，還要有一個中國的廚子。這個玩笑也許開得太荒誕，但也表明在兩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心目中，烹飪藝術在中國特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