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男風：喜好男風，古來有之，耳熟能詳的中國古代的男風，有“龍陽君”、“斷袖”、“分桃”。明代的男風很盛，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個。他是一個荒無道的皇帝，對一切政務都沒有興趣，但對射箭、騎狩與曲樂十分喜歡，也懂梵文。他還對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寵幸，有一次甚至在宮中封了一百多個青年作為他的“義子”，賜姓朱。他在南下的時候，因為喜歡一個歌童，侍宦以為武宗要納他入宮，于是將這個不幸的歌童閹了。

滿清時期文人毛奇齡的《明武宗外記》有這么一段描述：宮中六局者，有尚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尚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為抵蹋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

明武宗和后妃同寢，一個月不過四五天，其他時間都和宮廷中的小太監在一起玩，流連忘返，由此可知其性取向。帝在豹房常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監錢寧的身體為枕，這是多么親密的關系。百官老見不到皇帝，就以錢寧的行蹤來判斷皇帝的行蹤。

明武宗因沉溺酒色在31歲時就死了，繼位的是萬歷帝朱翊鈞，他也好男風。《棗林雜俎》說：神宗幸愛小珰、孫海、客用等，夜游別宮。在萬歷十年以后，就耽觴酌十晝十夜，寵“十勘”，即十個俊美的小太監。

《萬歷野獲篇》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選垂髫內臣之慧且麗者十余曹，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為十俊，其時又有一緹帥，為穆廟初元元宰之曾孫，年少美豐姿，扈上駕幸天壽山，中途遞頓，亦荷董圣卿之寵，每為同官訕笑，輒慚恧避去。

明熹宗朱由校征美妓于不夜宮，征召孌童于長春院。而這些女院(娼寮)與男院(孌童居所)，就分別處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與胡同巷。明熹宗就把這些美妓、孌童置于宮中自己設的女院及男院，時常行樂其中，每有游宴，則使寵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戲于前為樂。

除了皇帝以外，當時一些貴族、大臣也好男風，例如明世宗時的權臣嚴嵩和兒子嚴世蕃就好男風，《五雜俎》就提到嚴嵩的家人永年，號鶴坡，有后庭之寵。他“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有個御史甚至于還和他結拜兄弟。

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中說到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熱戀一個名叫金鳳的優童，即少年演員，“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以后金鳳色衰而貧困，不演戲了。嚴家破敗以后，金鳳又重新演戲，扮演嚴世蕃，演得惟妙惟肖。

明朝后期，男風在社會上已很普遍，當時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

如清人鈕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書生吳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儷的感情還要親密。可是，他們卻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帶到北方。吳生不愿離開姜郎，也克服了許多困難趕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吳生此行，促成他們倆的會面。這種真摯的感情，也是世間少有。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系。

至于更廣泛的社會原因，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網，龍陽之禁，寬于狹邪，士庶困于阿堵，斷袖之費，殺于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于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于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在明代，男妓館相繼開設，“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之設，懸‘長春院’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于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

美妓孌童相競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嘗微行其間。”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性環境的一幅圖畫。同時，當時中國人的宗室家庭觀念極重，因此對男女接觸甚為嚴謹，以免擾亂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從國家社會來說，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這“三綱”中任何一“綱”的破壞，都會影響其他。

可是，同性戀既不會生兒育女，造成血統紊亂，又不會擾亂宗室家庭秩序，使社會瓦解，于是社會就在嚴格控制異**行為的同時，對同性戀加以放寬了。這就是說，與嫖妓相比，男風在當時和法律沒有抵觸，而且嫖妓要花費許多錢，有些人也負擔不起。此外，男子相親，妻子很難過問、追究、反對，家庭矛盾也不會十分尖銳，這樣，男風就越刮越盛了。

明朝的學者張岱(賢哉的偶像！)曾為自己寫過碑文，歷數自己的種種荒唐之事，其中有一項就是玩孌童的經歷，明朝士大夫對男風的寬容，已經將此由暗癖變為明好，也是一種“進步”。“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橘虐，書蠹詩魔。”

封建士大夫是時代潮流和風氣的倡導者，宮廷男色從發展到社會上的蔓延，士大夫的廣泛參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的趣味和傾向往往很具引導時尚。成為風氣的東西一定有它的溫床，整個社會性觀念的改變和性取向的寬容，使得明朝玩童(男色)和狎妓(女色)一樣成為士大夫和平民消遣的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