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后，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啟運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么簡陋，皇太極用過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于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大清政局現在之所以萎靡不振，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關于“艱苦奮斗”、“勤政愛民”的教導忘于腦后。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二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范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范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里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么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使中國主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么，為什么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三

從根本上說，“接班人”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從十三歲那年被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從始至終在表面上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于英明的父親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只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們為例吧：

大唐王朝第一個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與父親反目成仇，謀反被廢，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則天所立的前三個太子李忠、李賢、李弘，都被武剛天殺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廢為庶人，隨即賜死；自憲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幾乎無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殺害……

有清一代的權力交接，雖然不如唐代一樣血腥，也同樣問題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輩，不正是因為爭儲而兄弟鬩墻，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輩里，因為這個太子之位，也已經讓兩個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為年齡居長，又不夠聰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現得不夠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為“圖謀大位”，“幸災樂禍”，憂懼過度，在二十三歲時一病身亡。雖然一句話嚇死了大兒子，乾隆也心有內疚，但是他嚴防皇子皇孫覬覦權力的決心并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他非常喜愛的皇長孫綿德與一京官互送禮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他的王爵，罰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個山西小吏向出繼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遲處死，四阿哥也因背了個黑鍋，于幾個月后憂懼而死。乾隆皇帝不斷地通過強硬的舉動，向所有人證明，任何歪門邪道、陰謀詭計都是自取滅亡。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歷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任何火氣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沖動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作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后，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舊制”，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問耕耘，莫問收獲”，修身養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稱為是最嚴格、最系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圣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世界上所有現象，都已經被圣人解釋了。一個人活著，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無所不包的道理，一絲不茍地執行，則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他順利成長為一部“正確格言”的詞典。什么“親賢臣，遠小人”，什么“成由勤儉敗由奢”，什么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什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什么“一動不如一靜”，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制”。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歷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圣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圣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如 “守成繼圣王，功德贍巍峨。永懷肇造艱，克勤戒弛惰。”如 “嘗祭思開創，時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業緬經營。”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類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雖然他親政之后接觸到的事實和他頭腦中的經驗是多么的不同，他卻已經喪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學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論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只會按著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處理，他的思維創造力早已經處于仰制狀態，直覺能力和想象力已經大大衰退，已經沒有可能再像青年時期那樣，心靈潔凈，如明鏡一般地反應現實。

五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事實上，在父親尸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于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復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對他來說簡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獅子發起進攻。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

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已經天法祖為首務”。清代歷代皇帝施政原則的第一條都是“敬天法祖”。他們用人行政，總是上天皇考不離口，動輒引據“成憲”。連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詡“惟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涂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并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洪亮吉描述當今的社會現實是，國家“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此時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員，貪者十居其九。”與朝廷宣傳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絕大多數官員現在都是壞的或者比較壞的。腐敗之癌已經到了晚期，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于“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監督體系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于貪官們已經沒有什么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只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面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即使從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統治成績仍然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溫飽的。否則就解釋不了為什么大清王朝能夠平定白蓮教，為什么經歷了戰爭，人口仍然創了歷史紀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因此，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義懔然，實際上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它的出現，說明在大清社會出現了一股試圖徹底否定大清歷朝統治成績，進而否定愛新覺羅家族統治合法性的異端思潮。洪亮吉在上這個折子之前，已經把底稿廣為傳抄和散發。這在皇帝看來，無疑不是一個善意的舉動。在專制政治中，有些話，皇帝可以說，大臣們不能說。有些事，皇帝和高層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雖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敗已經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絕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狀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這一奏折，無疑是一份著意制作的宣言書。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志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痛定思痛，與洪亮吉建議的大動干戈相反，他最終選擇了中國傳統式的氣功加太極的保守治療方式。他采用東巡的方式，來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誡滿朝大臣，對于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干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癥的補品。耐心他自信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