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世人的心里的形象的愛國臣子，但也有人說李鴻章是賣國賊，而李鴻章的師傅曾國藩是這樣評論李鴻章的：拼命做官。其實李鴻章之所以會被時人和后世都罵作“賣國賊”，主要與他“主和”，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有關，好像他就是“賣國”的專業(yè)戶。本文詳細談論了李鴻章歷史功過之說。

清末乃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1840—1949年，這是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上最為復雜的時段，特別是在清末的五十年，它比打打殺殺的“五胡十六國”時還要復雜得多，用李鴻章的話說，他們所遇到的是“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但當時能有李鴻章這么頭腦清醒的人還不太多，都還在渾渾噩噩，繼續(xù)做“天朝上國”的美夢。

要想“制夷”，必先“師夷”，個中道理，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早就說過，問題是“師夷”之論曲高和寡，沒多少人愿意聽，做起來更難。這是因為，如果“師夷”，至少會遇到思維與感情兩大障礙。論思維，歷史的輝煌早已昭示，只有別人向我們學習的道理，哪有“用夷變夏”的道理？論感情，中國人不僅很講面子，還很講氣節(jié)，怎能拜強盜為師？盡管如此，李鴻章還是強調(diào)“師其所能，奪其所恃”，他既明說，也真干，雖然經(jīng)常碰壁，他和老師曾國藩等還是發(fā)起了以“師夷”為主的洋務運動。

由于英法聯(lián)軍把清軍打得比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還慘，北京首次遭劫，連咸豐皇帝都在驚恐中丟了性命，大權(quán)在握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師夷”。曾國藩、李鴻章等力排眾議，從創(chuàng)辦軍事企業(yè)開始，率先把機器引進國內(nèi)，機器工業(yè)開始出現(xiàn)零的突破，我們不要小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將帶來的許多連鎖反應。正如馬克思所說：“蒸汽、電力和自動紡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不要以為清朝的新式軍工企業(yè)就只有對內(nèi)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一面，當知那時的太平天國已如強弩之末，已經(jīng)對清朝統(tǒng)治者不構(gòu)成主要威脅了。

在堅持改革與開放方面，當時沒有誰比李鴻章做得更好

乃師曾國藩死得較早，李鴻章就秉承師教，并以后來居上的架勢，創(chuàng)辦許多事關國計民生的民用企業(yè)，包括輪船運輸、機器采礦、鐵路、電報等。有人說李鴻章創(chuàng)造了四十七個“第一”，這未必精確，但在當時堅持改革與開放方面，沒有誰比他做得更好，他辦洋務的功勞最大，這是毫無疑問的。李鴻章是一個有遠見有能力的人，他堅持辦洋務，不怕謗議和圍攻，他還主張用西方人才的標準來選拔中國的人才，“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改變八股取士的落后方法。這就打破了文化民族中心主義，在當時很不容易。面對守舊者的輪番圍攻，他仍堅持自己的見解：“綜核明實，洋學實有逾于華學者”，雖然我國歷史悠久，“我未見圣人留下幾件好算數(shù)器藝來”。這是一個夾著尾巴做人的愛國者，他為謀求國家的富強做了不少實事。

李鴻章之所以會被時人和后世都罵作“賣國賊”，主要與他“主和”，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有關，好像他就是“賣國”的專業(yè)戶。但要知道，對于清朝統(tǒng)治者來說，同西方列強是“戰(zhàn)”

好還是“和”好，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打不行，打又常常打不過，結(jié)果只有簽訂不平等的條約，帶來更大的災難。況且，李鴻章只是受命簽約，并不代表他個人的意愿，他也不是沒有據(jù)理力爭過，但畢竟弱國無外交啊。

日本政府破譯李鴻章談判底價，讓其十分被動

在西方列強看來，這個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儀表堂堂，辦事講成效，也很有威嚴。但在甲午戰(zhàn)敗后，既兇狠又狡詐的日本政府通過破譯李鴻章的電報密碼，已經(jīng)知道清朝的談判底價，使李鴻章十分被動。他奉命去馬關談判時，在談判桌上力爭，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賠三個億，但日本政府特別霸道，幾乎毫無協(xié)商的余地，使他回天無力。在力爭過程中，李鴻章還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臉被打傷，子彈留在體內(nèi)，直到回國后才取出。受傷住院時，年逾古稀的李鴻章還高興地說，挨槍使日方理虧，他們也該對我方作出讓步了，這何嘗不是好事。結(jié)果，日本少要了一億兩銀子。從李鴻章的受傷態(tài)度中就可知，他也在以國家利益為己任啊！西方學者對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領袖的評價尚不一致，但對李鴻章的評價不僅基本一致，而且還相當高。

梁啟超贊李鴻章：雖敗亦豪

甲午戰(zhàn)敗曾使李鴻章的聲名一落千丈，但我們不能斷言洋務運動就因甲午戰(zhàn)敗而“徹底失敗”，也應冷靜地分析甲午戰(zhàn)敗的主要原因。北洋艦隊在1888年成軍之時，我國的海軍實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位，日本那時還趕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沒有再投入軍費更新裝備，而日本則奮起直追，后來居上，最后在甲午戰(zhàn)爭中占了上風。梁啟超贊同當時西方的評論，說“日本非與中國戰(zhàn)。實與李鴻章一人戰(zhàn)耳！”李鴻章“雖敗亦豪”。至于李鴻章在同左宗棠為“海防”與“塞防”誰最重要爭論時，提出放棄新疆的錯誤認識，值得批評，但不等于他就是“賣國”。當知由于晚清的積貧積弱，有此糊涂認識者還大有人在，譚嗣同不就主張拍賣“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來籌款變法嗎？

當然，李鴻章不是沒有缺點，不必美化。他辦事靈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軍起家，所以對淮軍將士及后人都很照顧，合肥人找他辦事，他經(jīng)常二話不說，這也說明他缺乏原則，易感情用事。曾國藩說他的學生李鴻章“拼命做官”，歷史學家蔣廷黻說不見李做人，只見做事，可知李鴻章的為人不及曾國藩那般正氣，任人唯親，也有一些衙門作風，比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擊。

關于李鴻章歷史功過論，就好比整個清朝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