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書·藝文志》的序言來看，諸子百家書籍的命運多舛，書籍的來源駁雜：

《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藩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嘆日：“朕甚憫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在“真偽紛爭”、“藩滅文章”、“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求遺書于天下”的背景下，書籍的流傳、創作和整理都會受到影響，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現象，需要仔細辨別。王葆弦先生指出，漢成帝時篇籍大增，各種書的藏本頗多，“劉向自恃為《谷梁》學名家及朝野公認的宿學通儒，又屬劉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書之機，以及與元成兩帝接近的便利條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統，與經學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禮。他所擬訂的篇次、篇數都是與舊本不同的，就連書名也要重新擬就”。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后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后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于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而諸子百家被稱為中華文化正統淵源，劉向當時整理了已瀕臨亡佚的散亂諸子殘篇，雖然現在這些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劉向整理先秦諸子古籍貢獻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