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劉備征吳兵敗，退守白帝城。次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于白帝城“永安宮”染沉疴不起，急招諸葛亮星夜來白帝，聽受遺命。當時和諸葛亮一起來的還有劉備次子魯王劉永和三子梁王劉理，留太子劉禪守成都。也就是說，劉備臨終，劉禪并不在身邊。清人毛宗剛評點“三國”，于此點評說：“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丕在鄴郡，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仿佛相似。”情形相似，然若論彼時心境，則曹、劉大不同也。

由于劉禪不在身邊，劉備手書的“遺詔”便只能由諸葛亮帶回成都，這份“遺詔”，也就是后世所謂劉備“誡子書”，羅貫中《三國演義》所引和《三國志》“裴松之注”所載文辭略有出入，然大抵不差，不妨照錄：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后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這份遺詔不啻是給劉禪的“政治遺囑”。其中最為后人耳熟能詳的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兩句。后世皆以“防微杜漸”之意解前句——壞事也要從小事開始防范，否則積少成多，終成“大惡”;以“積寸為尺”之意解后句——“小善”積多了也就成為利天下的“大善”。這樣解讀固然不能說就錯，然卻并未能盡劉備本意。若推原劉備本心，此語實有“不得已而言之”的無奈與悲涼在。劉備本識世知人之主，況于其子哉？深知劉禪之“無用”，無行“大善”之本領，不得已以“小善”勵之;劉禪甚至無行“大惡”所需之魄力，故以“小惡”戒之。其實這也不能算什么新鮮的解讀。清人毛宗剛即言：“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者也。不能為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劉備梟雄之才，卻謂“汝父德薄不足效”，看似謙虛，其實是看透了自己所擅之權謀通變，亦非“無用”之阿斗所能學也。

劉備于白帝托孤時對諸葛亮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后人皆謂此語實是劉備欲結孔明之心，故以語激之，其實亦是深知劉禪之“無用”，否則即使“欲結其心”，又何苦出此既損君臣體面，復傷孤忠之臣感情之語！讀史至此，遙想當年白帝悲風，千載而下，猶讓人不能不興“龍種跳蚤”之嘆！

說劉禪之“無用”，自然是就君主所需之識見與權謀而言，若論個人的道德修為，劉禪身上可訾議者并不多。劉禪固“無用”，西蜀宮廷卻也因此而絕少魏、吳那樣的讓人不寒而栗充滿刀光劍影的算計與屠戮，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從這個角度去看，劉禪也并非一無所取吧，然這已經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題目了。